——心灵的自白

几乎每一个与我相识且对考研有所了解的人都劝我：为什么不考别的一般性院校，而只报考复旦大学企管系呢？依我的实力，报考别的一般院校肯定是有八九成的把握的，而若报考复旦大学便就希望微弱了。是心高，是想投机，还是为了别的？

因为我是一个为信念而活着的人，我的人生信念就是：为追求社会进步、国家繁荣、民族强盛，而执著地求索，直到献身。为着坚守我的人生信念，我秉持“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信条。

而今，我已过而立之年，但除了这一人生信念十多年来始终伴随我之外，我已是彻底的一无所有。

在经历诸多的挫折，走了漫长的弯路后，我愈来愈意识到，要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信念，我必须先圆了我的“复旦梦”。

童年时期，由于家庭贫困，父母体弱多病，加之又是从外地移民而来，备受歧视，但一种向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及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却在我弱小的身躯内滋生了，艰辛的农活和家务锻炼了我顽强的意志力。家里虽穷，却促成我在学业上成为出类拔萃者。一九七八年，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我们邻村有一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学校全体师生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他家，此事给我以极大震动。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上清华、北大，报效国家。

读中学时，我的视野开阔了些，对中国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为中华民族古代辉煌、灿烂的文明史而骄傲，为无数历史人物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而激动、向往，同时对近代中国的落后感到痛惜，对满清、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屈辱求和、割地赔款而切齿。我深深感到，民族兴衰，匹夫有责，我也应向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学习，为我们民族的强盛尽自己应尽的一份职责，决不让那段屈辱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重演。初中三年，我的成绩一直在全年级两百多名学生中名列前茅。升学考试时，我的成绩名列全校榜首，列全县前10名。尽管有许多教师、同学都劝我上重点高中，但考虑到家里经济条件，身为长子、早已懂事的我便不得不含泪进了中专。

读了中专，我便迷失了人生的奋斗方向，想想自己的一生只能在一个小小的粮站或粮食加工厂里打发，过去的一切宏愿都已化为泡影，我顿时失去了求学的热情，一种想挣扎却又无可奈何，想上进却又不知何处是方向的痛苦感觉一直折磨了我三年，直到毕业前夕，即八五年上半年，中国的企业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浙江步鑫生、安徽夏鼎湖等一个个从平凡的岗位走了出来，凭着不屈的追求，终成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锋。他们的求索经历给了我莫大的刺激，我不想再浑浑噩噩地打发时日了。我领悟到：平凡中只要拥有执著，就一定会创造出不平凡。此后，我悄悄地给自己立下了新的志向：成为中国著名的企业家。于是，我又恢复了阔别近三年的敢于抗争、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

粮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歙县面粉厂（也就是现在的黄山市面粉厂），开始了默默无闻的艰难探索。首先是结合实际，消化在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力求首先在业务技术上成为厂里的权威。与此同时，我又借来大学的有关专业课程进行自学，我想，没有扎实的理论基本功，在本职业务上就过不了关，而一个在本职业务上都成不了出类拔萃的人又何以奢谈成为更高层次的企业家呢？技术业务上有了些底子后，我便又拓开了新领域：一方面为厂领导出谋划策，积极参与管理，逐步领悟管理的实质，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利用共青团组织提供的舞台，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社交能力，结交了一大批有作为的团干青年，并与团市委、团县委的领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总以为，一个未来的企业家应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企业家，最基本的，他必须具备健全的人格魅力即品德、智慧、意志力三者的高水平组合。在我看来，品德的修养，就是通过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学习和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来最佳地确定自我在社会坐标中的位置，寻找到一个结合点，在这一点上，你能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生命的能量贡献于社会，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你又能尽可能多地获得社会的支持与回报。要找到这样一个结合点是不容易的，因为与其说它是一种觉悟的结果，莫若说它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智慧即能力与学识的组合，没有对社会综合环境的洞察领悟及将这种领悟娴熟地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能力，要成就一番事业显然是不可能的。意志力则是勇气、决心、忍耐力的综合，它更需要经历长期的艰苦环境的磨练才能练就的。

正是坚持以完善人格为目标，我开始了十多年如一日的修身活动，其中收益最多的要算广泛的有目的的阅读了。除了业务方面的书以外，我还读了有关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及人物传记等方面的书。广泛的阅读，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促成我形成了一整套贴近现实的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我深深感到，人生的进取应首先取向于促进社会进步，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个人从社会所获得的支持也就越大，从而个人的价值也才能得到最大限度体现，只有进入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一个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就社会的发展及个人的进取这一问题探索得越深入，我与环境的摩擦也就越大。我明白，这是一场没有妥协余地的斗争，或者我被周围的这种固步自封、安于现状的价值观所封杀，或者我起而抗之，带领周围的人去寻求创造一个更文明的社会环境。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六、七十年代不仅没缩小，反而大大扩大了，而今，我们除了奋起直追外已别无选择。可是只要看一看我们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现状，我们就不免大失所望，在这里，由于受大锅饭的影响，每个职工现有工作能力的发挥也约莫30-50%，更谈不上其潜能的开发了，依照这样的情形，我们凭什么去赶超发达国家？当然，国营企业这种死水一潭的局面也并非短期形成，是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端积累而致的结果。“大环境决定小环境”常是人们固步自封的托辞，但殊不知，在大环境的状态决定了小环境的性质、特征的同时，它也受着小环境的影响，事物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事物发展中的转折点便往往是从小环境开始演变，中国革命及当今改革的产生与发展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出于这些想法，我在心中酝酿已久的改革方案出台了。八九年，只有二十二岁且全厂年龄最小的我，向厂长提出了企业内部承包方案，并充当了此次改革的先锋，在改革中，我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意志力经受着从未有过的考验，来自职工利益调整中的矛盾，新旧观念的猛烈撞击及本身生产技术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一齐向我扑来，此时的我既有不被人理解所带来的痛苦和面对如此众多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能一一予以妥善解决的困惑，但更多的是一种兴奋：曾经在我脑海里演绎过多少回的改革终于变成了现实，我终于可以挣脱出我周围的那种僵死的价值观的束缚而可以从容不迫地追求自己的人生信念，虽说此次改革最终因外部环境的压力而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对我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让我认识到改革的艰难，让我认识到中国改革事业对一个改革者的总体素质要求有多高，同时也使我认识到改革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明确而科学的改革目标体系，没有应付环境挑战的一整套谋略，没有对中国经济发展及国营企业寻求出路的深层次的把握，仅凭一股热情，直观地套用一些外地的成功经验，改革将是难以成功的，即便偶尔成功了，也是经不住环境的考验的。

九零年，我埋头搞了一年技改，并负责设备管理，使得我厂该年度获商业部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称号。九一年，看到企业仍是死气沉沉，我的人生信念又一次支配我吹起了改革的号角，此次我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由上次主要通过利益调整和物质刺激来提高职工积极性，转为“物质刺激、行政手段及思想政治工作三者并举，提高积极性与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并重，生产与练兵并行”的思路,积极争取厂领导的支持与配合，在生产系统推行“班组全面达标”的管理方法，职工精神面貌及企业生产形势迅速发生了变化，然好景不长，不到半年，安徽的一场大水及厂领导的更替又使我的改革希望化为泡影。此后打击接踵而至，我无端受到排挤。九二年五月我被抽调至县粮食局企改办参与对企业改革的指导工作。我终于能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自己以前所进行的改革。政府部门行政运作中的低效、内耗、动力不足是企业改革的大敌。计划经济中带着浓郁的小农经济色彩的、与现代工业相排斥的一整套僵化观念，裹挟着它带给某些行政官僚的实利，成为改革中最难以突破的一道屏障。因此，要取得改革的进一步突破，必须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此时，在企业内，我已被剥夺了改革的权力，对于企业外的世界我更是无能为力。为了寻求我的人生信念的支撑点，于九二年九月，我转向了求学考研。经过近一年半的艰辛准备，我自学完了大学英语、数学、政治及有关专业课教材，于九四年报考上海财经大学企管系，结果以三分之差落选，此一役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我那泯灭已久的想进清华北大的梦想又复活了，复旦是唯一可与北大清华相媲美的综合性大学，而且就经济领域而言，复旦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因此复旦今后完全有理由成为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院校，另外，两度改革受挫的经历也告诉我，要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没有一批横跨各领域的改革同盟军去共同设计、共同操作，自觉地献身于中国的改革事业，要实现国有企业的顺利转轨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投身于中国企业改革的每个企业家都是一个自觉的改革者，那是不现实的，但是，要有一批这样的自觉改革者做开路先锋，对企业改革起引导和示范作用，却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不然的话，中国的企业改革必将还会走一段很长的弯路。

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这些改革的同盟军呢？而今追求高待遇及优良工作环境的高层次人才倒是层出不穷，但是甘愿冒风险到国营企业去积极投身改革事业的拥有现代经济管理理论的人才就不多见了，在国营企业，不仅直观的物质待遇会差很多，而且对人的总体素质要求还特别高，蒙受打击、遭受委屈是家常便饭，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没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是绝不会涉足这一风险区的。九五年底，为了参加考研基础课的考前辅导班，我在财大研究生宿舍借宿了七十天，此间我接触了不少财大研究生，通过对一些学生的深入了解，我颇有些失望。同时，我感到选择复旦还是选对了。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在，越来越需要全方位的投入、配合协调，经济中的问题已不能仅从经济上去认识、去寻求出路，应从经济与其他社会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制约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样综合性的名牌大学也就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交流将大大有助于人们对社会的精确认识，从而有条件酝酿出周密而科学的改革处方，同时来自不同领域的学友们的遥相呼应，也必能有力地推动改革在纵深方向发展。

这几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已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在微观层次，在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的两个转变方面，仍是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即便那些已取得一定成效的改革试点企业，其要真正实现两个转变，仍面临着艰巨的改革深化任务，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必是一场持久战，任重而道远。而且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不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句空话。作为一名立志改革的青年，我无法推卸掉自己身上的这份责任与义务，但仅有热情、没有实力，终究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这三年来我始终咬定复旦大学企管系这一目标。尽管我考财大时成绩尚可，但换了考复旦，由于复旦特别强调理论基本功的训练，加之这三年考研竞争已趋白热化状态，我原来只有初中中专水平的基础，又荒废了七年，虽说其间也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获工业经济管理的大专学历，但与复旦的竞争对手相比较，显然我的实力相去甚远。只是我是一个只要认准了目标，就绝不轻言放弃的人。可以说，我的学习条件与我的竞争对手相较要差得多，但这三年来，我每年都有明显进步，按照学习本身的规律，明年我便有实力赶超我的对手了，所以今年三月，我便辞去公职，全力以赴投入考研的求学中，我相信经过这半年多的发奋努力，我一定能弥补上在学业方面与复旦的优秀学生间的差距。

可是，就在我雄心勃勃展望下一轮竞争时，复旦却突然对我关上了大门——企管专业不允许同等学历的考生报考，对于我来说，再花2-3年时间去拿个本科文凭已不现实，也无多大意义（自学考试所列本科课程我均已学完），我又不愿报考别的院校，因为我所从事的企业改革事业需要我进复旦。正如我在企业改革中及这些年的求学中所表现的韧性一样，我不是一个轻易接受命运摆布的人。于是，我想到了去寻求社会力量的同情与支持。我一直坚信，一个欲将自己的生命贡献于社会进步事业的人，理应得到社会的支持，也必能获得社会的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我个人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今，研究生中应届生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从学校走向学校的人，尽管理论基础很好，但由于与社会无何深层接触，学难致用，站在社会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未必能比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学到更多有价值的理论。为什么不能给我们这些已对时代的焦点问题在社会实践中探索了十多年的有志青年以方便之门，让我们与他们相互交流，互取所长，以加速有用人才的培养呢？

我不知道复旦为什么要将我这样的有志青年拒之于门外，如果我明年能考取企管系的话，那么我从考研初的约莫初中毕业水平花了五年多时间，边工作边自学，就达到了那些拥有最好的学习条件的复旦优秀生的水平，那么随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所剩的那点差距，我也必能在此后的2-3年时间内迎头赶上并超过。

学业易成，人格难塑，而人格的魅力恰恰是造福于社会的栋梁之才的灵魂。复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她不仅应培养那些境遇良好、一路顺风的高智商者，更应为那些境遇不佳，但却凭着执著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与命运抗衡，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的有志青年敞开方便之门，因为人间事业的殿堂似乎更愿意向这些满身尘土、形容憔悴、疲惫不堪，却有着执著的信念的人敞开。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导演张艺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曾以超龄三岁被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

今天，我只渴望复旦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同意我报考复旦企管系，好让我早日圆了“复旦梦”，圆了我的中国企业改革家之梦。

                           胡春才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