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地来的学者们想要调研深圳的创新网络时，我总是向他们推荐华强北，而不是深圳高新区。“你不要看林立的高科技公司牌子，那没有意义。”

位于南山的深圳高新区早已蜕变成为官方主导的“科技商务中心区”，而市场化的、野蛮生长的民间创新力量，则集中在华强北表现。当然，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车公庙片区。但是，华强北常常被误解为是一条所谓以电子产品交易为特色的“商业街”，其作为地区创新网络的重要环节则常常被忽略。

一般意义上的“华强北”片区，大约包括福田区以华强北路为轴心，西到华富路，东到华发路略东，北到红荔路、南到福华路的片区。在此范围之外，在东和南的方向上有一定程度但范围不大的溢出。

官方核定的华强北商圈总面积约1.45平方公里，在此范围内，（2020年的数据）共有6万多家企业（其中规上企业约600家）和4万多户个体工商户、22万从业人员（另有一个数据是约11万人），年交交易额估计约2000亿元（据说鼎盛时期可能超过3000亿）。

2008年10月，中国电子商会向华强北商业街正式授牌“中国电子第一街”。标志着行内确认了华强北商业街在全国电子商业界的龙头地位。

华强北兴衰

有人把华强北片区的空间生产和转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工业空间（1979-1994）；华强北就是上步工业区的一部分，是最早规划建设的以电子工业、来料加工为主的“内引外联”工业区。国家调拨中央各部委在此投资建设，以切割地块的方式建设形成“块状分割”大街区的工业空间，超过100家合资企业在此工业区投资。

“华强北路”的得名，就是由于与赛格集团隔路相邻的华强电子厂。

二，消费空间（1994-2012）；1994年，华强北的商业潜力在万佳百货二分店进驻后被激活。华强北先后吸引女人世界、新大好、万商电器城、曼哈等零售商业资本进入，工业生产功能开始被置换为商业消费。二是为应对电子制造业的采购需求而衍生的市场交易空间，即电子专业市场。华强北逐渐集聚以赛格电子市场、华强电子市场、中电信息时代广场、桑达电子、远望数码城、都会电子城等30余家六大类电子市场。成为辐射珠三角乃至全世界的电子与数码产品交易中心。

1998年，市区政府投资4500万元推动12个片区改造项目，使华强北成为两个（另一个是东门）市级商业中心之一。

三，创新空间（2012-）；随着全球智能硬件和创客运动的发展，依靠高效的电子供应、销售链，华强北吸引全球创新资本，转向创新空间的生产。2012年，华强北吸引世界上最大的硬件孵化器公司HAXLＲ8Ｒ入驻，体现出国际资本对其创新环境的认可。2013年，政府着手开展为期四年的华强北交通提升与步行街改造，全面提升华强北的空间品质。（刘倩、刘青、李贵才，《权力、资本与空间的生产———以深圳华强北片区为例》）

这种将工业、消费和创新截然分开的分期法显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电子市场虽产生于工业区之中，利用了工业用地和空间，但电子市场的商业贸易属性是确定的。而电子市场始于1988年。

在当时深圳特区政府的支持下，深圳赛格集团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樊篱，于1988年3月开始，在华强北路与深南中路路口的赛格工业大楼（一楼），经营中国大陆地区首家电子配套专业市场，虽然最初只有1400平米，仅有深圳本地和内地160多家厂商及10家港商入驻，但也成为当时的开创之举。

不惟盈利的超前服务理念使赛格集团的电子市场不仅带动起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还很快建立起全国范围的供求渠道网络。厂商也因电子市场的出现而极大地降低了采购与销售成本，电子产品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供求格局被彻底颠覆。

随后两年，电子配套市场十分红火，遂扩大到整个大厦的下面8层。再后来，1996-2000年赛格集团建设摩天大楼赛格广场写字楼，其底部也成为赛格电子市场的一部分，使电子市场面积扩大到4.5万平米。

华强电子世界由华强集团晚于赛格电子市场10年后（1998年），利用赛格广场建设的空档期横空出世，将几栋厂房改建为4万平米的电子市场，两者遂被称为华强北电子市场双雄。华强电子世界经营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是赛格的近3倍，商户近万家，是专业经营电子元器件、IC、安防、LED、电脑、数码、影像器材等产品的综合性实体市场。

到2014年底，华强北的各类电子专业市场共计28家，总营业面积约50万平方米。

其次，如果你把电子专业市场视作工业的一部分，或者至少要和消费品——其实当它们不仅仅销售电子元器件，也销售电脑和手机的整机时，它也是消费品分销业务——相区隔，那么在1994年至今的近30年里，这两种分销业务事实上共存于华强北商圈，并长期展开此消彼长的拉锯战。

不可否认，1994年百货零售业进驻华强北，是激活整个华强北商圈的关键因素，其带来的巨大客流量，也有助于电子市场增加客流。二者是互相成就的关系。但也确实存在着对空间的竞争关系。

规划师郑坚曾如是分析为何华强北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大致是从1994年开始，深圳经济的转型，使市区（特区内）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外迁（到关外和东莞），出现了一些衰落的工业区和空置的厂房。华强北街区就属这种情况。由于区位上靠近几个大住宅区，临近消费力与消费意欲较强的常住人口；街道较宽，交通流量适中；街面虽显单调但不失整齐；空置的厂房层高较高，能兼容商业用途，而初始时租金又很低，于是，华强北的商业化转化就此开始。当时（深圳的商业街区中），国贸片区走高档路线，老城区东门片区走低档路线。适合于常住人口的中档零售服务正好缺位。在当时的万佳——深圳商业史上首家大型超市，后来“万佳百货-华润万家”这一全国性连锁集团的发迹店；以及首家顺电（当时仅一层，属电器超市）的带动下，华强北路逐步形成了社区级商业中心。”（郑坚，《给深圳华强北带来繁荣的区位因素》）。事实上华强北商圈的崛起是深圳中产阶级产生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各种商业业态将华强北路填满事实上是2000年前后的事情。之后IT市场与普通零食业就开始争夺这个宝贵的寸土寸金之地，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租金，什么样的业态能够承受何种租金价格水平。

“黄金灯饰”退出华强北是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2005年茂业百货在中间点的锲入，则标志着消费品零售业的强势时刻。2011年万佳百货退出华强北、改为远望数码城，以及家电大卖场双雄国美与苏宁占据华强北最北端是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当时所谓“3C合流”的产业氛围中，这意味着着ICT产品分销在华强北的强势地位达到了最高潮。

这个攻防过程也是华强北商圈不断做大的过程，从社区商业中心豹变为市级商业中心和全国性商业中心。

前述郑坚认为，华强北商业街的发展升级几乎与福田中心区（CBD）的建设同步进行；罗湖、华强北、福田CBD共同组成大深圳核心区的态势，得到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的确认。我则认为，“96总规”实施的过程，事实上正是深圳由一个功能性的经济特区，升级为全国四大一线城市和重要的国际商业中心的过程。这个过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经完成了。

但也正是从2007-2008年开始，华强北商圈表现出盛极而衰的态势，这种状态在2014-2017年达到了最低点。2015年，撑不下去的华强北商户们掀起一股退场潮，整个华强北空铺率达到30%-40%，有的市场甚至达到50%。

据说以下几个因素共同促成了华强北的走衰趋势：

1，2007年，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横空出世，让华强北山寨手机市场措手不及——商家没有研发能力，组装与抄袭那套老路子行不通了。而且，消费者更倾向用品牌手机，待到iPhone5上市，山寨手机忽然失去了市场。

2，2008-2009年，深圳第一波房价暴涨，导致深圳生产和生活成本第一次暴涨，大量制造业迁出深圳，其中包括手机制造业。华强北因其成本昂贵，似乎不再适合作为电子分销市场的所在地。赛格在诸如上海、苏州、无锡、长沙、西安、厦门、东莞等全国22个城市开设电子市场，分摊了华强北的市场集中度。

我个人也认为，2008年华强电子世界扩建峻工，一下子增加了华强数码城8万多平米的商铺供给，也是导致空铺潮的原因之一。

3，2010年10月开始的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也间接加剧了当时已十分严峻的空铺潮。2011年，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近千部山寨的苹果、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被扔下来。路上停放的轿车、人行道的铝合金栏杆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碎片。在当地警方打击山寨手机的行动中，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生产者一面锁紧房门，一面扔下手机以销毁证物。

4，从2013年3月起，因深圳地铁建设施工需要，华强北路主干道实施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主要依靠线下交易的华强北商圈，在提升改造的四年中被一层挡板封得严严实实：客户不能开车进出，直接阻挡了一部分客流。不少华强北商家认为这是斩断了华强北的龙脉。

5，从2014年起，电商开始严重冲击线下商业模式。华强北也不能幸免于难。2014年，京东和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电商一路攻城拔寨，冲击着华强北。

我个人则认为，还有第6条，2009年7月华强北街道办事处的设立，当然还有之前华强北商业街管委会的设立。在中国的一个特别明显的规律是：在政府看不见的缝隙里，民间市场力量蓬勃地生长着，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当然，此处所谓的衰落，只是相对而已。或者说告别了高潮之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华强北仍是深圳乃至全国重要的商业枢纽，只不过其发展的巅峰状态已经不再，而不能说它的消费空间阶段已经结束。

最后，2012年也许是创客运动出现在华强北的元年，加之2016年中国政府推动“双创运动”，深圳政府为此给华强北贴上“创客天堂”的标签。但要说华强北自2012年起才成为一个“创新空间”，那绝对是不准确的。华强北成为地区创新网络中的重要环节，要早得多，至少要从它不仅仅是卖东西，而且自己生产东西时开始。

山寨与创新

一个电子配套市场，为何发展成了深圳地区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能要从“山寨”谈起。

据说“山寨”一词最早是来源于香港粤语的一个俚语。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贫民都聚居在木屋区，不少人就在木屋区开设制造一些轻工产品的家庭式作坊。这些简陋的木屋多是山坡而建的，当时的港人就戏称这些作坊为“山寨厂”。这是一个含有贬义色彩的用语。

华强北商户则赋予它特别的含义：“山寨”就是“深圳”。钱汉江、钱飞鸣在《华强北魔方》书中曾借商户之口给予解释：“在华强北，每天买卖的大量产品其实很多产自深圳，就是Made in ShenZhen。但有人怕惹出麻烦，不敢直接写‘深圳造’，就用SZ代替。而买家看到这两个字母以为是‘山寨’的拼音缩写，就称作山寨机。”

在电脑时代，华强北就以组装电脑闻名，以“兼容机”之名，行“山寨”之实，但华强北的“山寨机”在全国打出名号，还是始于手机的普及。

在移动通信的1G时代，终端手机基本上是摩托罗拉的天下。1990年代末，中国晚于世界进入2G（全球2G商用元年是1991年，大规模商用始于1995年）时代，手机开始普及。中国市场的3G商用始于2008年，普及开来要到2009-2010年。可以说，华强北山寨机的黄金时代就在2G时代。

2003年，台湾联发科（MediaTekInc.）推出一体化手机芯片解决方案，是山寨机大爆发的关键点，蔡明介因此被称为“山寨之王”。后来陆企展讯、锐迪科、艾为、格科微、卓胜微、安凯微、汇顶科技、思立微等众多企业纷纷介入这一领域。

有了芯片，厂商只需加上电池、外壳和部分定制零部件，就能生产一台手机，这极大地降低了手机的生产门槛。于是，华强北许多商户纷纷进入“山寨”手机的生产。许多资本纷纷涌入，市场一时火爆。

山寨机革命，其实代表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不斥巨资去申请手机牌照，也干脆省去了冗长的备案和测试，而充分让利给最终消费者。山寨机较低的价格使得原本价格昂贵的手机产品迅速走入低收入阶层，使更多的人可以享受移动通信带来的好处。也正因此，除了国内和欧美的蓝领阶层外，山寨机的用户遍及亚非拉各大洲的不发达国家。

老华强北人会告诉你，“山寨机最鼎盛时，也是华强北最国际化的时候，走在华强北的街上，到处是老外，迪拜、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沙特……中东和东南亚的人特别多，非洲的也很多，南美相对少一点。”当时甚至一些国家的小电信运营商都会专门到华强北定制、购买山寨机。

有数据显示，2007年华强北出货了1.5亿部山寨手机（2006年联发科向中国大陆销售了1亿套手机芯片，几乎全部用于山寨机），其中约7000万部供出口。当年中国手机的总出货量是5.49亿部，其中山寨机占了约30%。当年全球手机销量为12亿部。

山寨机除了价格低廉这一大杀器之外，更有技术更新快、设计新潮的特点。高仿机固然要在品牌机推出新款产品的很短时间内推出高仿产品，其它山寨机也要跟上最新的时尚功能，并以眼花缭乱的外观设计来吸引低收入年轻人。这就要求山寨机必须具备研发、设计与生产高度衔接、快速反应的特点。正是这一要求催生了华强北的“前店后厂”模式：在华强北稍背一点的街道的公寓楼里，设立快速反应的研发和设计团队，以及样机生产线（所谓“母厂”也），迅速生产出样品，并在销售店铺中测试市场接受度，然后在宝安的工厂里进行大、中规模的生产制造。当然这行业会逐渐进行细分的分工，比如专门的手机设计公司，事实上在山寨手机的繁荣时期，在距华强北6公里的车公庙工业区里，就生存着2000多家与华强北配套的手机设计公司。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严格来说，华强北并非一处常规的商业区。交易额规模和经营场地的数据表明，华强北的电子专业市场主要面向生产流通领域，终端零售消费并非主导性业务。因此，华强北作为一处综合性的商贸街区，同时兼具商业空间和产业空间的功能属性—商户在电子产品专业市场中开展商贸交易活动，促成生产订单，实现产品服务模块的集成，并组织相应的生产加工活动，将最新的市场信息反馈给生产厂家。因此，商户围绕着电子专业市场形成了稳定的供货渠道和关系网，通过电子产品的分销贸易参与产业链分工，他们凭借市场经验与渠道资源向生产研发领域扩展业务，将上游生产与下游分销环节的产业资源整合起来。”

由于山寨机的进入门槛如此之低，可以想见这样的一个“红海”必然导致进入者的血拼价格，当做到无利润可言时，就必然大量玩家退出，而有实力的玩家则会进一步朝做品牌方向发展——这本来就是市场选择的必然之路。而在2007年10月，在山寨机革命的倒逼下，中国政府宣布取消手机生产核准制，2G手机牌照时代终结。一大批中国品牌手机公司应运而生，仅深圳就有中兴、华为、康佳、创维、TCL、万利达、科健、宇龙酷派、金立、传音、朵唯、高科等20多个品牌，这后面几个品牌都属于华强北的手机商迈向品牌化。

准确地说，华强北山寨手机的繁荣期止于2007年。在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手机（2009年中国联通引进苹果手机）之后，华强北发现自己居然做不出来苹果的高仿机——技术门槛太高了。而2011年，苹果发布了iPhone第四代产品，智能手机市场迎来了爆发。消费者们纷纷放弃手中的山寨机转而投奔到苹果和三星、华为等安卓手机的怀抱。

华强北还是迅速适应了在苹果的世界里生存，华强北称之为“啃苹果”。比如在2009年Iphone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华强北就开始卖有限制的Iphone手机；之后催生了华强北许多独特的技术服务，又称之为“啃服务”，比如所谓“越狱”——解除一些原版固件的限制，安装破解的软件；也有一些配件的小发明，最典型如手机壳、支架和贴膜等。有路道神秘的手机配件厂商，在每次iPhone新款还未发售之前，就已经拿到了精确的机型尺寸，甚至样图，从而提前大规模批量生产、销售手机壳、钢化膜、镜头贴等配件。另外还有一些更高级的技术派商贩，通过解构苹果的技术，第一时间生产出丝毫不差的配件。例如，iPhone12所支持的MagSafe技术，这种技术让手机通过磁吸无线充电。苹果官网的价格显示，一枚MagSafe充电器卖329元，MagSafe手机壳要价399元。然而在华强北，只需要几十元就能买到，且技术与苹果丝毫不差。目前我国共有近万家手机壳相关企业，其中深圳共有4940家相关企业，约占全国半壁江山，大都依附于华强北。

2011年联发科发布了联发科MTK6573，正式进军智能手机领域，给山寨机市场重新带来了生命，并在隔年发布饱获好评的MTK6575、MTK6577正式给山寨机市场带了它的顶峰时期。那时候不少资本杀入手机行业，比如当时抢购风非常火爆的佳域手机G2、还有HtlV9、V11、卓普100、土拨鼠T3、纽曼N1、奇虎360学生特供机、夏新N820、果峰G9220，还有后来坑了一群粉丝的大可乐手机等等。他们的特性就是原生系统、价格低廉。

但这样的回光返照也不过持续了两三年。到2014年，低成本的原始“山寨”手机已被市场淘汰，而高成本的智能“山寨”手机又无利可图，不少过去靠“山寨机”起家的商户只好撤柜或转行，据说这是华强北“空铺潮”的直接原因。

到现在，仅就智能手机产业来说，华强北已不再是山寨机的黑市，而变成了品牌机的天下，尤其是临街商铺，华为、苹果、三星等手机品牌和各大电脑品牌等纷纷入驻，将华强北作为其重要的直营卖场和服务窗口，当然也是其新产品市场测试的最佳接口。

笔者不厌其烦地介绍山寨机的发展历程，想要说明的就是，深圳及东莞地区产生了全球最完整的手机产业链，而华强北正是这个产业链中重要一环，与华为产业链、富士康产业链共同丰富了这条价值链。

华强北生存于深莞惠地区这个生态里面，而华强北自己最重要的价值就是：除了应有尽有的电子元器件分销贸易之外，这还是一个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最佳孵化器。华强北街区业已成型的分销商贸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产业孵化作用，为无数中小企业和个体商户提供了充满生机的创业平台。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华强北电子信息产品的分销商贸活动几乎涵盖了所有民用级、工业级，甚至军工级的各类IC产品，不同专业市场主营的产品服务有所差异，产品服务的功能属性彼此互补，形成了较好的集群效应。客户在不同的专业市场选购了所需的产品或服务模块后，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集成组装，就地生产出各类电子信息产品，创造出相应的增值服务。分销商贸活动伴随着产品服务的模块集成孵化了包括腾讯、大族激光、同洲电子、金正、洪恩软件、神舟电脑及英特翎等一批业内知名企业，以及无数的电子产品生产厂商、分销商和IDH，广泛涉及电子产品分销、互联网、软件开发、文化传媒及相关的ICT产业领域，使华强北自发地孕育出无穷的市场活力与创业能量（据说从华强北走出的亿万富翁超过50人）。

这意味着华强北自身形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并非2012年之后才形成，而是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形成。

有人指出，这个生态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1，这个生态中的微型组织成为最活跃的部分对于创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生态资源的共享是迭代式创新的基石，没有共享就难以进行快速的迭代，并实现更好的创新，共享是创新推动的加速器。华强北的资源共享，就形成了华强北的规模效应，从而大大降低了各种元器件的成本，提升了华强北市场的议价能力。同时，由于资源的共享，也促成了华强北生产供应链的延伸，促使各种资源的专业化更加细化，形成了更加专业的创新生态体系。

3．开源结构有助于促进多方共赢。华强北创新生态中，组织之间的强弱关系正是体现了系统开源结构的形态。

4，“创意”实现是创新生态的共同目标。华强北的创新生态也是以“创意”为导向的，在华强北生态中游离着各种各样的资源，当“创意”出现，这些资源就会以创意为中心进行重新聚合，并产生出创新的产品。

原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认为，山寨是草根创业的一种体现，是需求端的一种创新。在深圳的优势中，华强北背后是快速、小批量的制造能力，这在全世界都是一种独特的地方。

笔者则认为，首先不能把华强北与深圳割裂开来，视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事实上它是深圳乃至珠江口东岸创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华强北在为这个生态系统增加各种物种和能力，富士康代表的苹果产业链更是为这个生态系统添加了最重要的环节，华为、中兴、O/V等都是在为这个生态系统添加更多的物种和能力。山寨机是这个生态系统在产品上的结晶之一，华为、O/V甚至小米手机也是其一个重要结晶。

其次更不能把华强北、深圳与全球手机产业链割裂开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故事，苹果、三星、华为均是全球价值链与深莞惠这个生态系统联结起来的重要价值枢纽，当然联发科也是，表面上看联发科是低端手机芯片的代工生产者，但它背后事实上是整个台湾的芯片代工业。

跨国公司们将全球价值链引入到本地区生态系统中来，同时也是将本地区生态系统嵌入了全球价值链之中。创新资源、新的物种和能力不断地活跃在本地区生态系统之中，同时也是活跃在全球价值链之中。

2012年之后的创新资源加入华强北，只不过是对原有生态网络的丰富和提升。这里面既有为华强北完善的硬件产业链吸引而来的真正的创客，也有政府想要催谷华强北成为创新平台而拔苗助长的一些转型升级工程。

有人看到了华强北的巨大优势：各类电子产品专业市场的集群效应及其强大的产品渠道体系，使华强北承载了上游生产研发和下游分销贸易的所有环节，以及一切可能的配套产品服务，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创客天堂。智能硬件和互联网领域技术的飞跃发展，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传统工业制造领域所可能面临的全面整合与深刻变革。华强北作为中国制造业体系面向全球产业分工的“窗口”，若能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在产业集成方面的优势与潜力，极有可能在这样的重大变局中引领新的时代潮流。

2012年，法国软件工程师CyrilEbersweiller毅然决定把他在美国硅谷的硬件孵化公司HAXLR8R搬到了华强北。2015年，芯片巨头英特尔与微软集团合作，决定在深圳设立智能设备创新实验室和1亿美元创新基金，希望依托华强北及其所关联的ICT产业体系，和深圳本土企业共建可以与ARM架构的移动端芯片抗衡的硬件制造生态圈。2019年意大利巴里大学创新科技中心，英国谢菲尔大学高端资源效率中心等落户华强北。

华强北相继吸引华强国际创客中心、赛格众创空间、福田区人工智能城市创新中心、曼哈国际双创中心、中电信息国际创客中心等10大创客中心、20家智能企业入驻。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圳市及福田区政府更以建设世界级的智能硬件研发中心、创新创业基地为目标，陆续出台《华强北创新发展十大行动计划》等多项政策，显然对华强北寄予厚望。政府的加持是强化还是弱化华强北的创新力，尚需观察。

华强北的生命力

华强北是否已经衰落？华强北是否已再次复兴？采取这样的问句，是把华强北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生命体，作为生命体它自然有诞生、成长和衰亡的过程。

然而华强北其实只是一个物理空间，是一个人群从事经济和产业活动的物理空间，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市场经济空间。每一个产品、产业会像一个生命体一样有其兴衰，从事相关产业的人会流动去来，在相关产品和产业中的资金和资本会广泛地流动，计算着亏损和赢利，因此进入或退出。但华强北这个物理空间恒在。

在2013-2014年时，确实听到过不少“华强北死了！”的断言。但2017年1月华强北重新开街之后，华强北遇到了区块链、比特币的火热，众多商家看到了矿机的赚钱机会。2017年这一整年，被币圈带火的“矿机”，让华强北各大电子市场的矿机买卖量达到历史峰值，据说2017年华强集团旗下仅矿机交易所带来的间接收益就高达15亿元以上。矿机需求并催生出几个强势矿机品牌企业，有公司一年赚一两百亿。直到2021年5月，中国政府出手整治币圈生态、严厉打击挖矿用电之后，这轮造富狂潮才宣告终结。

与矿机潮差不多并行的是电子烟。电子烟产业在国内的爆发是2017-2018年，而2019年11月中国政府出台的电子烟线上禁售令，使得华强北成为重要的线下分销网络。这当然跟深圳电子烟生产的集聚有关，后者又与锂电池产业在深莞惠地区的集聚相关。当然这波电子烟热潮能持续多久，还要看国家政策的走向。

2020年，全球电子烟行业的市场销售额达到424亿美元。在中国，电子烟企业数量在以30%的速度狂飙增长。据说全世界90%的电子烟来自于深圳沙井街道的四五百家大小工厂（2021年，沙井及附近新注册的电子烟公司达到了1086家），而主要的分销网络则在华强北。与此同时，万宝路公司曾斥巨资在美国建电子烟厂，但生产线完成后一次都没有使用就被弃用；2020年11月，Juul关闭了其在列克星敦的电子烟装配厂，1.25亿美元投资和500个工作岗位化为泡影。

此外，从2020年初开始，由于受疫情的影响，直播行业忽然在全国大火，带动直播设备成为一个需求旺盛的产业，华强北遂有许多商家投入到直播设备的分销中来，从声卡、多功能摄像头到美颜补光灯、混响麦克风，一应俱全，生意火热至今未减。

2019年，华强北忽然又大规模兴起所谓美妆行业。原来在2018年，明通数码城主动寻求突破，在拿出部分柜台试验不同产品后，发现了美妆的商机，便开始整体转型做跨境美妆，短短两年时间，明通做美妆的档口超过了1700个。很快，紫荆城、曼哈、远望、女人世界、龙胜、通天地纷纷效仿加入美妆阵营。短短2年多时间，华强北已汇聚数千家美妆店，位置好的档口月租要两三万元，但仍一档难求。

美妆潮终结于2020年12月底。当时深圳海关联合当地警方、市监等部门对华强北内多个美妆商铺进行走私查缉，摧毁一个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刷单”走私化妆品等货物入境的走私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6名，案值超过6亿元。美妆行业在华强北顿时陷入萧条。

除了美妆，还有不少商户转向进口食品生意，尤其是在美妆退潮之后。巧克力、饼干、燕窝、各种进口水果干……来自海外的进口零食在华强北都能找到。

除了紫荆城早已转型成进口食品交易中心，曼哈、老牌商场女人世界等商城也加入了“进口食品大军”，有的专业市场甚至将进口零食的比重调整至三成以上。过去曾以电子产品和美妆为主的明通，B区三楼也开始转型成为进口食品专区。

正当外界以为华强北与“中国电子第一街”渐渐背离、寻求彻底转型之时，却有人发现，华强北再次出现了向电子产业的回归。原来最近两年，由于疫情影响所导致的全球的“缺芯”问题，又给华强北提供了商机。在供需关系推动下，华强北部分商城、商家纷纷回归到电子元器件特别是芯片业务上来。尤其部分在美妆、零食转型上均“慢人一拍”的个别商城，在“缺芯”的环境下抢在那些销售美妆、零食的商城之前，都快速转型成为新的电子市场。

如今的华强北仿佛回到了四、五年前，遍地都是电子元件。主干道上，络绎不绝出货送货的小推车，运送的除了半导体、手机配件和零食之外，已看不到美妆的影子。商家经营的大都是控制IC、滤波器、内存、PA射频等的半导体元器件，且面向批发大客户。这些商家所代理的半导体元器件中，不乏恩智浦、意法、东芝、德州仪器等全球知名品牌出品的产品，有的商铺更是宣称产品有大量现货。

或曰，这种好日子也不会持续太久。那也不是个Bigdeal，华强北本就没预期一个赚钱机会可以持续很多年。

过去30多年，华强北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华强北电子市场的基本盘是电子元器件和电脑、手机等配件，但终端产品分销的热点则不断变换，这正是华强北的基本表情。

从1990年代早期的电子表、收录机，到90年代中期的微型收录机、BP机、CD，1990年代后期的小家电、学习机、VCD、DVD，再到后来的Mp3、录音笔，甚至U盘等，都曾让华强北的商家们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电脑（从桌面电脑到笔记本到Ipad、上网本）和手机（2003年后是山寨机，2007年之后是智能手机主打）长期是华强北的主流产品。

2014年底VR盒子成了电子市场新的需求。华强北的老板们立刻开始了VRBOX的组装之路，在半年之内，VR盒子价格也从199元降到10元。

每一件新宠产品一出来，华强北商家就可以一拥而上，迅速做大规模，迅速降低价格，市场迅速在全国、全球普及的同时，该产品也降价到几无利润可言。然后一轮大浪淘沙，一些商家亏损割肉出清离场，一些商家转变为品牌企业，靠提升品牌和技术研发水平，成长为规上大中企业，一些商家靠资本实力做规模以微薄利润持续经营，直到该产品被淘汰出市场。

每一轮热点都是一轮优胜劣汰的过程，也是一次财富分配的狂潮，有人进入早、赚了大钱，然后转型做别的，有人则进入晚，也未能笑到最后，最后血本无归。成功者和失败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华强北就是他们的人生舞台。

据说华强北商家的主要来源是潮州人和温州人，他们是华强北电子市场两大力量。温州人和潮州人是可以说是中国最会做生意、最会抓住市场机会的两个人群，他们是最强大的机会主义者。

机会主义并不应该是一个贬义词，机会稍纵即逝，那些能够敏锐地抓住市场机会的人，正是一个市场不可或缺的灵魂。在市场的风风雨雨中搏击中流者，这种捕捉机会的能力，正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

所以在华强北，我们所看到的是市场主体顽强的野蛮生长的生命力。何谓野蛮生长？就是对利润的渴望与追求，在无规则市场中豪赌，在有规则市场中利用一切规则赚钱，在不合理规则中，敢于冲撞这些不合理规则而博取利润。当然，愿赌服输，即便输得连底裤也没有剩下，也只是黯然离场，寻找下一个咸鱼番生的机会。这正是潮州人与温州人的商业精神。

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我们再回头来审视华强北过去34年的发展历程，最值得深入探究的其实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法治与自由的关系。

华强北市场为什么历34年而经久不衰？就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在中国境内为数不多的、最接近于自由市场的市场。虽然这种自由度在不同的时期有所收缩。

一个市场的自由度，在法治的环境下，取决于法律对所有产权与交易自由的保障；在一个不那么法治的环境下，取决于政府如何定位自己与市场的关系，由此而导致的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

华强北能够在深圳产生和活下来，正是由于深圳政府在过去40年里的头20年，致力于市场化改革，由此华强北得以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冲破阻力而诞生，并在政府的基本不干预下得到较大发展。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上级政府会特别强调政策的一刀切，不会顾忌它对产业造成的伤害。一个细分产业的消亡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但地方政府会出于保持自己城市竞争力的考虑，而避免对一个产业的致命性损害。

所以在华强北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细分产业的被锤，很少是地方政府主动出击。

当然，有时候，地方政府也会有伤害市场的行为，这往往是好心办了坏事，或者是无心之失。

比如，过于追求环境美观，而大规模改造，硬件改善之后必然导致成本上升。华强北成为商业街后，地方政府进行过多轮硬件改造，第一次大规模改造是在1998年，市区政府投资4500万元推动12个片区改造项目，是最受肯定的一次；，第二次2013-2017年因地铁建设而封路，未经过深入的政策探讨，对市场的损害未加以评估；而且解封之后改为步行街，这样的改变对商业街利弊何如，也颇有争议。

无论如何，对商业街进行物理空间的升级，还只是政府作为“场地维护员”的角色发挥作用。倘若政府想要直接介入商业街的定位，并试图引领其发展方向，则往往事与愿违。

比如，在2008年被授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称号后，在有关部委的指使下，由福田区政府投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开发，深圳华强集团运营了一个所谓我国唯一一个综合性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华强北指数。这显然有点想当然的，最终会显得有点幽默。

此外政府还搞了许多涉及商业街的活动，诸如文化消费节、科技艺术节等。更不要说其它各种政治性的活动。这些并无助于商业街的繁荣。

当然，地方政府力图将华强北打造成所谓“创客中心”，能否如愿，尚不得而知。政府总爱做许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真正需要它“雪中送炭”时，却往往并不能奏效了。比如华强北商家呼吁了多少年的“停车难”问题，一直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以“山寨”产品为例，它就存在有大量的灰色空间。倘若一棍子打死，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华强北。即便是“高仿产品”，可能确实存在有侵犯商标权的违法问题，但高仿产品往往其消费群体是并不具有购买真品的财力，无法成为品牌产品的销售对象，从这个意义上，高仿产品并没有侵占真品的市场需求，反而是在为品牌产品培育潜在消费者，当他们具有购买力后，他们肯定会告别高仿产品，而成为真品的实现消费者。所以包括苹果在内，他们并不具有强烈的意愿去打击高仿机，而是让山寨产品为其塑造品牌知名度和认受度，之后进入市场，收割潜在消费者。

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技术追赶者的国家来说，最初的学习过程往往是通过山寨来完成的。这在很多后发国家都是一个不能摆在桌面上的事实。尽管有人说华强北山寨产品的存在是深圳这个创新型城市的耻辱，但华强北确实在扮演了一个通过模仿学习而实行技术扩散的角色，并通过这种技术扩散，而获得进一步应用创新的效果。所以华强北如今能成为深圳地区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政策宽容的结果。

华强北当然不能停留在山寨阶段。事实上自2010年代中期之后，它已部分地实现了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