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分析一下在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中，国企，或者说具体指南派国企，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2011年所撰的《深圳自主创新史》中，我们曾将深圳的创新产业发展，概括为三个时代：赛格引领时代、华为引领时代、腾讯引领时代。现在回头看来，这样的历史分期法显然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是否存在一个“腾讯引领时代”，这是有疑问的；而用“赛格引领时代”来概括1997之前深圳电子工业的发展，似乎也不够准确。

但在深圳电子工业发展的初期，确实存在着一个以国企为主导的阶段。

一

19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曾使用“南派国企”的名词，用以总结珠三角地区若干介入科技制造领域的国有企业如康佳、长城、赛格、三九、TCL、格力、之特点。

所谓“南派国企”，据总结有几个特点：国家并无巨大规模的投资，而是以较小的投资，从小企业发展起来；企业并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成长壮大，而是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经过残酷的市场竞争而发展起来；这些企业由一批优秀的国资经理人带领下才得以发展壮大，并建立了较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公司治理结构。

我倒是认为南派国企的定义可以稍微放宽一点，不仅限于地方国企，也不仅限于198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国企，也不仅限于科技企业。凡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下靠提高竞争力而发展起来的南方国企，皆可称之为“南派国企”。

这里面自然包括一些央企，既包括在香港这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央企如华润、招商局、港中旅，也包括在深圳特区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央企如中航深圳集团、华侨城集团（含康佳集团）、中广核、招商银行、三九集团、长城科技、中海地产等。

当然更多是地方国企，这包括广东的粤海集团、深圳的赛格集团、先科集团、特发集团、深业集团、农产品、深国投等，珠海的格力、华发集团等，广州的越秀集团、万宝电器、广药、珠江啤酒，惠州的TCL、麦科特，佛山的健力宝集团、国星光电、佛塑科技等等。

有成功的典型，也有失败的教训。有些国企消失了，有些则转制为混合所有制或民企。这些都应该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从这些市场变迁的常态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

其一，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有出色表现的南派国企，大都是尊重市场规律，认真研究市场需求，重视人才和技术研发，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而被淘汰者，除了产业或行业大变迁的因素之外，则往往是跟不上市场变化的要求。

其二，南派国企中的优秀者，大都改变了原来僵化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建立了健全的董事会、经营班子和监事会的权力分立机制，采取了合适的薪酬激励制度，有些甚至采取了“期权激励制度”、“员工持股制度”，许多南派国企选择通过上市来改革内部治理结构，而其中的TCL则最后实施了MBO计划。

其三，在市场上走得较远的南派国企，确实也有偶然因素，即幸运地遇到了选择了一些有超强企业家精神的国企职业经理人，这比如招商银行的马蔚华、TCL的李东生、中兴通讯的侯为贵、格力集团的朱江洪、董明珠等。而有些国企之所以家道中落，也往往是由于上级主管单位不恰当地介入国企领导人更迭，选用了能力不强的干部所致。

其四，以深圳的国企为例，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都积极地参与了深圳每一波的产业发展，尤其是创新产业发展，并在产业发展兴衰的规律中，找到了企业的生存路径。

在1990年代初期，深圳电子产业发展的重心是当时市场红火的视听电子产品。这是“先科”大赚其钱的时代，康佳和TCL这样的国企也因而可以成为中国彩电市场的霸主。而赛格集团所重金投入的彩管和玻壳项目，也正是彩电的核心零部件。TCL后来进入的面板行业，是同样逻辑。

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深圳电子产业发展的重心是计算机生产。那也是为电脑提供重要零部件的深圳开发科技的黄金时代。联想集团其实也是一个身在北方的南派国企，柳传志创业之前，曾拎着皮包在深圳倒卖电脑，这应该是他的市场意识的最初来源。

但是当深圳电子工业的重心转到了手机时代时，南派国企几乎全都退出了，或者说跟不上了。康佳、TCL都曾推出过其手机产品，但最终都失败了，退出了市场。

其五，当时的南派国企，具有最热情的积极性与外资进行合作或合资。康佳和TCL最初都是中港合资的电子工厂，先科与荷兰飞利浦合作，赛格与三星、日立以及意法半导体等等。通过中外合资与合作，这些国企获得了当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输入，迅速打开了自己的眼界，提高了自己的全球市场竞争力。

南派国企是否后来整体衰落了？或者说再后来，南派国企已与北派国企混同化了，不再有“南派国企”这一概念？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

我们大约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深圳创新科技产业最初的发韧，即是从电子工业开始；在深圳最初发展电子工业时，在一穷二白之时，率先在在深圳投资电子工业的，即是国有企业，既有央企，也有地方国企；它们在深圳生根发芽，看中的是可以在最早打开国门的深圳特区，获得资本主义体系的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的电子元器件，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获得了发展机会。

当然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深圳的民营科技企业也在这一过程中创业和发展起来，也同样是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合作，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在这过程中超过国有企业成为主力军，并进一步将自己纳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使深圳最初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末端——生产基地，后来又提升为亚洲生产网络之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部分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科技巨头，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链主企业。

虽然现在的深圳科技制造企业中，国企已不再居主要地位，但仍然是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中兴通讯（仍然具有国企性质），以及中航国际旗下的天马微电子、深南电路，赛格旗下的赛意法、深爱半导体等，仍然是深圳ICT产业链上重要一环。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在筚路蓝缕之初，南派国企为深圳科技制造业立下的汗马功劳。

如之前文章所述，从梁湘、李灏、厉有为等人决定发展深圳电子工业开始，就不断有央企或国企南下深圳发展电子工业，在深圳建市后的前十年扮演了深圳工业的主要角色。这其中，以带有电子工业部、航天工业部、中科院基因的支系企业为代表。

其中电子工业部支系企业，最早的是1979年，当时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即后电子工业部）从广州750厂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到深圳组建深圳电子装配厂，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爱华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部系统企业，除了赛格之外，还有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生产企业长城计算机，中国最早的音视频企业先科电子等等，当然赛格集团和先科集团后来就成为深圳地方国资企业，在深圳电子工业发展中，承担了铺路石角色。

赛格集团的首任和第二任董事长马福元、王殿甫（他们两位原都是电子工业部的干部）在80年代到90年代力推的四大基础工程，彩管、玻壳、半导体、晶体管，它们是大型国企和外资两股力量的合力。类似的还有先科和飞利浦，长城和IBM，他们一度精诚合作，最后又大都分道扬镳。

赛格集团的四大工程：

第一大工程是中日合资的彩管项目。1989年5月，赛格集团以企业名义与日本老牌电子企业——日立公司合资兴办了“赛格日立公司”。该项目总投资1.6亿美元，年产量初定为160万只彩管，这在当时是国内彩电行业屈指可数的大型项目。有数据显示，从1991年开工之日起至2004年7月，赛格日立累计生产出54厘米彩管3000多万只，到2004年1月9日，赛格日立提前归还了贷款本息合计1.75亿美元。是中国彩电行业早年的领军型企业。

第二大工程是为赛格日立彩色显像管配套的玻壳项目，中电康力玻璃有限公司。这也是一家与韩国康宁玻璃合资（中国电子是第一大股东，持股40%）的公司，成立于1989年8月20日，注册资本4400万美元，总投资达23亿元，生产15英寸到36英寸的彩色显像管玻壳，生产规模达到年产1380亿只。该项目在当时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电子工业一次性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电子企业，也是广东省的超大型企业。

赛格中康项目1992年底投产运营。到1994年，中康公司当年即实现产值4.22亿元，销售收入3.7亿元，1995年实现利润1.19亿元，是当年深圳的盈利大户。

深爱半导体及赛意法集成电路项目，在《于幼军与深圳芯片产业》一文中已有涉及，不再详述。

如果说赛格历史上四大工程对深圳电子产业发展的作用和贡献，都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以及产业变迁而已日渐被人淡忘的话，它的第二大贡献，深圳电子配套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至今仍福荫着深圳以及华南整个电子行业。

先科集团则是叶华明的主要作品。1984年5月7日，深圳市政府批文同意筹建“先科”公司，而叶华明则决定引进激光视盘机产品，1984年11月，深圳市政府组团队考察荷兰飞利浦公司，就LD视盘的生产和技术转让、视盘放送机的组装及技术转让达成协议，这是先科公司也是深圳市首个高科技产品引进合同。1986年先科工厂在八卦岭工业区动工，1988年先科又与飞利浦成立合资公司，1989年先科生产出中国第一张激光视盘，1990年8月生产出中国大陆首张CD，1991年3月生产中国大陆首张LD视盘。

1990年叶华明辞去深圳市科委主任职务，之后于1992年12月成立先科企业集团，出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先科研制生产中国大陆第一台VCD，1997年又研制出中国大陆首批DVD放送机和光盘。

先科集团是1990年代末深圳国资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可惜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就迅速衰败了。

航天工业部支系企业最初主要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1983年11月其和北京计算机总公司联合投资成立的全国第一家液晶显示器及液晶模块设计与制造的专业公司——深圳天马微电子有公司，后来又兴办软件企业中航电脑公司，以及生产印刷电路板的深南电路有限公司，以及现在中兴通讯公司的前身中兴半导体公司等等。中航技（现中航国际，中航工业集团旗下唯一民品子公司）旗下企业组建了深圳中航集团，占到了中航国际半壁江山。

1987年，深圳中航（当时叫深圳工贸中心）与331厂联合创办深南电路公司，双方除投入少量的注册资金和开办费以外，没有在设备和技术上投入一分钱。而是由双方担保，通过银行以租赁的方式借得180万美元。从美国引进生产多层印刷线板的设备、技术和原器件。五年还本付息后，深圳中航成功获得了价值1300万人民币的深南电路公司的产权。此时的深南电路，产品达到了美国军标和UL标准，国内外市场一致看好。当时国内生产导弹需要进口的柔性线路板也由深南取代。未花国家一分钱，办起一个高科技厂，还直接为航空科研生产服务。这在当时的航空工业部下属企业中还是首例。

中科院系企业有1985年成立的中国科健有限公司（该公司1994年上市，成为深交所第一家上市的科技公司），以及深圳联想电脑有限公司等等。

此外总参通信兵部在深圳投资成立洪岭电器加工厂（即深圳电器有限公司）

除了国家部级单位早年布局深圳之外，内地各省市电子工业部门也都有纷纷在深圳落子。比如广东电子工业局、哈尔滨无线电四厂、南京无线电集团公司等。

大批国企驻地深圳，为一穷二白的深圳带来了第一批创业人才。

1979年下半年，掀起了一股广东省以及国家各部委、局在深圳布局企业的风潮，这一年来到深圳的广东省属企业包括：7月30日，省电子局决定，在深圳特区建立对外加工生产基地，将粤北三间小三线厂（8500厂，8532厂，8571厂）迁至深圳组建新厂；9月18日，省计委批复，同意在深圳市设立广东省电子装配厂，隶属省电子工业局领导。9月29日，省计委批复，省电子装配厂改名为深圳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华强集团后来私有化）。

1979年3月15日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与香港港华电子企业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约设立光明华侨电子工厂。当年12月，经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深圳特区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再次签约与香港港华电子企业有限公司合资经营，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收录机，电视机等产品。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由此成为深圳第一家合资企业，它也是后来深圳康佳集团前身。

也有人指出，大多国企在最早移植深圳之后，虽很快地利用了当时的市场机遇和政策之便，将体制内的资源和优势快速变现，成就了早期的辉煌，但是到了发展的中后期，身上的国企基因最终还是影响和决定了他们最终难以走出局限，衰退甚至衰亡成为他们中大多数的宿命。

而中兴通讯的命运，则有异于这些大多数。它出身国企，带有体制内的余温，但又不迷信和过度依赖体制的庇护；它充分地参与市场竞争，包括与全球最强悍的跨国公司竞争，从而使自由市场经济的种子一开始就植入了他的体内，使其与生俱来的国企基因发生化学反应，并最终改变和优化它身上的特质。

三

南派国企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作铺路石，“化作春泥更护花”，为深圳ICT产业打下最初的产业经验沉淀、人才基础和与外资合作、加入全球产业链的路径，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高度追求市场化发展路径，因此为深圳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最成熟的城市，做出了探路者的贡献。倘若它们，尤其是其中的央企，一心只追求吃政策饭、获得超额垄断利益，那它们将成为深圳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大阻碍力量。所幸的是，它们大多没有。

而深圳在中国大陆最像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是生成深莞惠地区创新网络的最核心的制度基础。

深圳何以市场化？其中一个主要的推力，便是深圳政府在前30年里，不断地主动进行政府改革和国企改革。

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深圳政府进行了不下十轮政府机构改革。其中最关键的我认为是1981年进行的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而不是后来的行政三分改革和大部制改革，尽管后者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撤并了十几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国内许多研究者不明白这一行为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政府改革，取消了许多管理中观和微观经济的部门，使得政府想要干预中微观经济就会缺少抓手。

深圳市自1997年起开始进行第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陆续进行了八轮，持续地削减行政审批事项。这是从制度上斩断政府不消停的手。当然其具体的成效尚需客观评估和深入研究。

而由于国企改革，使得政府失去了干预中微观经济运行的动力。内地许多城市就是因为保有太多国有企业，而为了保护这些国有企业的利益，而频频地干预市场。

改革开放头30年里，深圳至少进行了多轮国企改革。我认为其中较为重要的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改开初期（梁湘-李灏时期），对于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集团化改革；在裁撤中微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同时，将部分行业管理功能交给国企来实现。

第二次则是在李灏及厉有为-李子彬时期，主要是对国企进行股份化改制（后期甚至进行了员工持股试验），并推动国企上市。这一轮改革后，深圳几乎所有竞争性领域的地方国企均成为公众上市公司，事实上是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三次则是2003-2010年，深圳市进一步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制、布局调整、机制转换、资本重组等的改革。这一轮改革中，深圳对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布局和结构调整，对在竞争性领域包括工业、贸易、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大量的劣势国有企业，通过员工持股、改制等方式，转变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实现了国有资产的退出，剩下的少数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基本安全运营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领域。而后者则都发展成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且持有若干上市子公司。部分国有企业通过上市公司的股权运营而进行布局调整，甚至引入了外资大股东。

在这次改革中，撤销了之前的三家国资管理公司，由国资委对市属国有企业直接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并意图使国资委变成中国的“淡马锡”。当然结果可能出人意料，“深投控”在市国资委管理的十数家地方国企中一家独大，最后不是“国资委”，而是“深投控”，成为了“中国的淡马锡”。

这三轮国企改革，尤其是后两轮，事实上相当程度地消解了“南派国企”这一概念。因为市场上所认知的“南派国企”，主要还是在竞争性产业领域的著名品牌企业。当深圳国资布局大规模退出竞争性领域后，使得南派国企在深圳的阵容大减，只剩下中航深圳、华侨城（包括康佳）、三九集团（后被华润集团收购）等央企团队。

如果到此为止，南派国企也算为深圳的市场经济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功成身退。但问题在于，深圳在全国最像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近年的国企（重新进入诸多竞争性领域），会对深圳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带来何种影响？而这会对东岸地区创新网络造成何种影响？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