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环境

大环境因素主要是全球经济萧条与中国经济放缓。

持续了几年，经济放缓的滋味估计零售业诸君定能品味得到。林毅夫说，中国经济放缓主要原因在于外部市场和周期性因素。

2015年消费对中国经济贡献值已经占到66.4%，为何经济下行压力反而更大了?这主要缘于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

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投资规模缩小，导致生产率的下降。当然，快消品销售一定要受到影响：要么是销售增长停止或下降，要么是利润率下降。从当前来看，后者表象比较明显。

投资在下滑，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房地产、基础建设下降导致很多相关产业萧条，波及零售、酒店餐饮、休闲服务业增长遇冷。

这也说明，投资并不能一刀切停止。中国应该在适度扩大投资规模的基础上，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然，中国的事很复杂，所谓大环境中有没有结构与体制因素等，就不多说了。你懂的。

2、欲说难休的互联网经济

对于零售业来说，互联网经济就是电商的崛起。电商的迅速发展几乎是瞬间飞升的，这令传统的实体零售企业有点懵。“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正是由于很多人毫无准备，所以才面对巨变束手无策。实际上，电商和实体零售企业同属零售业，本就是一对兄弟，只不过电商来得猛了些，不速之客。

但是电商不是来颠覆、摧毁实体零售的，要说颠覆，只不过是颠覆了传统实体不思进取、安逸度日、固步自封、自我欣赏的过去。实体零售，从此要集中精神，再也无法悠然自得了。

互联网经济时代，很多行业和基本的经济面都把电商和互联网+视为转型的切入点、敲门砖，电商本来也应为实体商业添上腾飞的翅膀，可是现在，有的实体企业要把这个“兄弟”视为“敌对”，我想不通，有多少理由以至于“兄弟阋于墙”。

3、中产阶层

一个社会，不管是东方或者西方，如果经济越来越呈现出富豪结构，即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有，生活越来越奢侈，而大部分人则越来越贫穷，生活越来越辛苦，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很大崩溃风险。

在一个经济和社会较发达、较先进的社会，中产阶层在经济上是中坚力量，在政治上是中间力量。他们是客观、正确、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优质民主的社会结构就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同样，对于财富和经济也一样，纺锤形的结构易于保持社会的公平合理、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就是说：富豪不要太多，穷人逐渐减少，处于中间层的中产阶级一定要保持大多数的比例，他们至少要有七八成。

早在2010年，美国已是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在美国年收入三万到二十万美元的就属于中产阶级。而这一阶级达到了总人口的82%左右。其它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群体也普遍高于70%以上，同时也预示着中产阶级比例越高，国民的生活水准越高，消费水平越高，国家的发展水平越平均。

而我国内地认为身家在30万到300万之间，年收入20万就算是中产，即便是这样，这个比例却只占总人口的11%。

2010年，中产阶层比例和年收入标准前五名国家和第30名的中国相比，显然，中国相形见绌：

1： 美国占比 82.3%，年收入 3—20万美元

2： 德国 占比81.5% ，年收入3—15万美元

3： 日本占比 80.4% ，年收入2.8—10万美元

4： 英国 占比80.3% ，年收入3.5—12万美元

5： 瑞典 占比80.2% ，年收入3.3—15万美元

30：中国 占比30.4% ，年收入0.65——1.6万美元

对于中国的数据，存在争议，据2015年10月央广网报道：中国所谓中产阶层到2015年才只有1亿多人，占比11%以内。

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仍然很小。这里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政策改革进步缓慢，很显然，国家既没有保护中产阶级的有效机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经脱贫人口重返贫穷的有效机制。

中产阶层比例偏小，极容易造成社会矛盾，又阻碍经济发展，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比较苍白，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商品零售业，表现在增速很缓慢、提升的空间很小的状态。

由于中产阶层增长缓慢，劳动力价值也低处徘徊，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力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而对零售业来说，这种局面导致消费能力低下。

4、人口结构变化

旷日持久、经年累月的机械性计划生育政策，一刀切的人口控制长期手段，导致中国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是经济的阻力，也使中国快速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3.6亿，其中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1亿，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的“红线”。

人口结构老化，人口红利期短暂来临又迅速结束，导致中国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突然下滑，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力减少。

专家们预测，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降至7.5，2021年将降至4.2，这相当于日本1992年的情况，如果不能很好应对，有可能会爆发日本1992年的危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兼CEO梁建章看来，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和素质，但现在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恶化”。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在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比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多了30%～40%，而相比前几代人，90后人口数量“可以说是断崖式减少”。

虽然全面放开“二孩”后，很多人会“补生”，但当本身数量就少很多的90后成为社会生育的主流人群后，婴儿出生率和出生数量将会更低。

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拖累了经济发展速度。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创新和大众创业带来负面影响。

一个没有足够创造和劳动人口的国家，消费能力消费市场也一定是很不靠谱的。

这也许应该引起零售业的关注。

5、供给侧改革

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危如累卵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

当前，供给侧改革的直观目标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长期以来，因为我们缺乏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缺失，几乎所有人追求的都是快速做大、野蛮增长，弊端横生。

王志纲说，卖东西就是卖产品、卖服务、卖生活方式。

所以，零售业要好好琢磨琢磨，当下自己的企业多了什么不该多的，少了什么不该少的。

6、跨境电商来了大玩家

前不久，沃尔玛中国在App上推出了覆盖全国范围的跨境电商服务“全球e购”。目前上线的仅有主流跨境品类的200多个商品，沃尔玛中国方面表示，商品可以与京东自营海外购、亚马逊海外购(自营海外商品)等5家跨境电商平台比价，买贵退差价。

对于大部分还在创业阶段的跨境电商企业来说，竞争对手中出现拥有全球供应链的沃尔玛，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作为在28个国家拥有超过70个品牌下1.1万家门店以及遍布11个国家的电商网站的巨无霸零售企业来说，强大的采购能力、议价能力、供应链支持，这些先天条件已经确定了沃尔玛的入场优势。

而我们以及那些跃跃欲试的大小实体企业关注的是：逐渐风靡的跨境电商以及“小海淘”们，有没有面临生不逢时的“夭折”风险?沃尔玛们有没有能力掀起一轮洗牌和市场“自发整肃”?

7、跨境电商的2000门槛

2016年4月8日起，我国将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企业对消费者，即B2C)进口税收政策，并同步调整行邮税政策。超过2000元限值的单个不可分割商品，均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

先是支付宝、微信钱包分别开始收取手续费，接着是跨境电商消费征税，虽然有前提、有门槛，但是充分证明这些新兴的消费领域也不是世外桃源，免费午餐终于到头了，银行先举起了刀，税局又下手了。那么，对于涉及这些领域和未来未知领域的零售商，到底能不能计算出在成本和顾客的环节上影响有多大?有没有相应有效的应对方案?

张一夫

2016-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