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钓鱼岛为何对华有恃无恐？
2012年0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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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外交部和有关外交官员相继作出了强烈反应。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并与日本外务副大臣山口壮通电话，就日方在钓鱼岛非法抓扣中国公民事提出严正交涉。她重申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主权的立场，要求日方确保14位中国公民的安全并立即无条件放人。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15日晚在应约会见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佐佐江贤一郎时，也强调对事件表示严重关切，重申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日方切实吸取以往教训，确保相关人员尽快安全返回。
从报道口吻看，前者是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方向日本表达严正抗议的意思；后者则是日本方面提出的，虽然中国媒体未提及日方的态度，但是可以想见，日本方面也为中国公民登上钓鱼岛，向中国大使表达了关切和抗议之意。除了互相表示抗议之外，势必各自继续保持原有立场，各说各话。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作为日本政府最高首脑，公开表示将根据“日本法令”进行严正处理。日本首相就中国民间保钓行动如此快而高调地表明日本政府的主张，应该属于首次。由此也显示出日方在此事件上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并将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围绕收购钓鱼岛风波而引发的外交冲突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程永华大使所提到的吸取以往教训，大概指的是2010年中日钓鱼岛冲突后，日本在美方的压力下，最终寻求与中国握手言欢的往事。当时，中日在撞船事件的后续处理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日本执意按照自己的法律处置中国船长，但在美国介入后，日本放了中国船长。
但其最重要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是通过抓人放人这样一个过程，让世界看清楚了两个事实：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并准备动用国内法处理相关事务，只是为了中日友好的大局，暂时性作了技术让步。与此同时，日本借上次事件，强化了自身的悲情感，将日本自卫队“军队化”和国家正常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日本朝野今年以来积极在收购钓鱼岛问题上施展动作，说到底也是为了这样两个战略性目的；在香港保钓人士登岛事件上，背后同样有日本这两个战略图谋的影子。只要稍加分析就可得出上述结论：香港有关人士计划登岛，早就是公开的信息，日本肯定为此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如果日本执意阻挠，保钓人士绝无可能登岛。然而事实是，保钓人士“冲破”了日方防线，登上了钓鱼岛。
这就说明，日方是有意放开一个缺口，让这些人如愿登岛的。用一句时髦话说，日本这是在“钓鱼执法”：诱使中方保钓人士登岛，并借此抓捕他们，利用此事件的全球轰动效应，在世界舆论中强化日本据有钓鱼岛群岛的既成事实，并以国内法律处置保钓人士，强有力地宣示其对钓鱼岛的“主权”。
正如上所说，此举无论成败，日本都可收获丰硕的果实。成了，无疑坐实了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即使在中方的严峻压力特别是美国的干预下，最后释放了保钓人士，中方肯定会如同以往一样，见好就收，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除了口头上自说自话强调一下一贯的立场之外，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日本则在捉放中国公民之间，伸缩自如，向世人展现了主权国家的强烈姿态。
第二个方面，中国的巨大压力，会再次被其国内政治利用，制造舆论，进一步扩大日本国民对修改“和平宪法”，促进自卫队“军队化”和国家正常化，以保卫领土安全的支持。
第三个方面，在美国积极介入的情况下，日本会借机要求强化日美安保同盟，应对中国的“威胁”，在此过程中绑架美国为实现其战略意图提供支持和配合。
日本如此作为，在于它对中国有几个基本判断：
一是对领土的主张以及对外关系，中国表现出了民间强、官方弱的显著特征，民间对领土的意识很强，民族主义情结浓厚，可谓寸土必争；而官方更多从政治上考虑领土问题，领土问题让位于政治问题，对外关系的强弱选择根据政治需要而定。
二是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执政党所着重关心的是如何平安度过战略机遇期，以期实现长期执政，因此希望在此期间保持内外稳定，对内以维稳为要务，对外则以和平主义为基础，在任何情况下竭力避免兵戎相见，而以外交手段解决是优先选项。
三是从民族性格来说，中华民族向来没有大和民族强悍，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决定了其对外方针和战略的选择。正因如此，中日关系历史上向来日本都是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的，而中国则是防御者。从明代的倭乱，到近代中日甲午战争，以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皆是如此。从民族性格出发，中国也不会主动选择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
四是从中华文明的雍容性和包容性来看，中国在处于逆境时往往呈现为一个弱者，备受凌辱，而一旦真的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全球顶尖的强国，那么日本势必会被中华文明所压制，使其在东亚乃至亚洲难以抬头，日本的国势将面临蒙在中华文明阴影下的危险。
从以上四个判断，日本会趁着中国尚未发达之前，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尽可能延缓或者阻遏中国发展的进程。从历史和法理的角度，钓鱼岛群岛无疑是属于中国的，但正因为有了上述判断，所以日本对中国有恃无恐。日本认定中国政府不可能听任民间强硬主张占据上风，干扰国家正式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并进而对内政产生实质影响，而只会将民间的愤怒和不满驾驭在可控的轨道上。
这些都是有往例可循的。比如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但在中共建政后，中国方面就积极主动地推动改善中日外交，并主动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2005年，围绕日本入常，中国政府一方面对民间的抗议声音加以利用，又不至于让其脱逸出既定方针，即使在对华强硬的小泉任首相期间，中日之间也保持了大局稳定，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增长。又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官方从来都是保持强烈克制的，口头上当然没软过，口水战也打了不少，但却从无实质性举动，与日本有领土纠葛的俄韩领导人以及其他政界人物都曾登上过争议岛屿，中国从无政界人士登上钓鱼岛，在大陆甚至连保钓人士也受到官方严格约束。
因此，中日矛盾的症结完全不在于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或者东海油气田、教科书争议等具体的外交冲突。钓鱼岛冲突最终怎么解决实际上没有多大悬念，只要看看以前的事件发展轨迹就可预判。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既定方针下，钓鱼岛根本掀不起大风浪，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是轻度的武装冲突也不会。在正在下的国家战略的大棋盘上，钓鱼岛充其量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有一定战略性质的地位，有的时候可以当作棋子使用一下，有的时候纯粹就是个麻烦。
而此时出现钓鱼岛问题，就是典型的在错误的时间发生的不合时宜的事件。事件的善后，口水一如往常自然少不了，动用一切外交手段包括美国的助力，迫使日本给中国一点薄面，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在已经获得该得到的好处后，尽快和平收场，是中国的优先选项。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在对日整体外交战略未作改变的情况下，盲目地在此问题上纠结下去，未必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注定是要成为输家的，就看输得体面还是不体面。现在对政府层面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体面地把这件事了结掉，以免影响它正在下的那盘大棋。（丁咚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