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学院成立于2004年，起源于1950年。我入职本校37年，今日以文贺校庆70周年，如有纰漏，敬请指正。

70年发展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前33年。即1950年2月至1983年8月。这一时期，学校主要承担华东地区财税贸易（含进出口、海关、餐旅、服务以及商办工企业等）管理干部的短期培训。校名以及归属历经多次变故，相关资料留存甚少。

第二段：后37年。即1983年9月至今，有三个关键点：

（1）1983年9月1日召开“上海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成立大会”，标志着我校实现了从“短期培训”向“成人高校”的转型。图1是会议场景，会议从上午9点开始到中午11点半结束，我就坐在这个会场的某个角落。当时的我，完全茫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也毫无忧虑，只知道领导说啥就干啥。上海市财贸办副主任、学院党委书记、校长肖林主持会议，上海市财贸党委书记潘琪昌、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裴先白到会并讲话。

图1 上海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成立大会（1983.9.1）

（2）1998年3月，国家教委发文同意将四校（上海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职工大学、上海市粮食局职工大学、上海市供销职工大学）合并改制，同时将上海商业学校的教育资源并入，建立“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上述四所成人高校的建制从此撤销。首任校长由上海市财贸党委书记崔善江先生担任。他曾带我去过一趟台湾，如图2所示。这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领导，他对我说：“13有什么不好，不就是B拆开吗？”。

图2 作者与崔善江台湾之行（左一：作者，前排右二：崔善江）

（3）2004 年 9 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上海商学院。当时曾有人对此校名的归属提出过异议，因为“上海财经大学”前身是“国立上海商学院”。搜狗百科是这样描述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是中国第一所商学院，也是第一所独立的国立商科大学。学校源于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的商科。1921年，随着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建设国立东南大学计划的实施，商科扩充改组并迁址上海，成立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商科大学。1932年独立建校，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时为国内唯一的国立商科类本科高校。1950年，学校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85年，学校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

其实，上海商学院与上海财经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杭州商学院（即如今的浙江工商大学）有关。其背景是：到1979年之前，全国有四所商业部直属的商学院（即黑商、北商、天商、兰商）都在北方，南方商业繁荣却没有一所商学院。商业部首先想到在上海设立一所商学院，但那时候的上海特别牛，最终没谈拢，于是商业部把投资方向转到了杭州，1979年下半年设立了“杭州商学院”。我是杭州商学院首届本科商业企业管理专业学生。如果这次合作谈成了，如今位于闸北公园对面的“上海商业学校”就是“上海商学院”。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黑商”（即黑龙江商学院）对上海商业的影响：上海有不少商业干部都源于“黑商”，原上海市商委主任、浦发银行董事长张广生就毕业于“黑商”，他们有一批人，都有“黑商情节”。

1983年我从杭州商学院大学毕业统一分配到本校任教，8月29日正式报到，当时叫“上海市财贸党校”，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天，又多了一块牌子，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运作了20多年。

一所大学的三根钉子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占地约17500亩，是清华大学的3.5倍，大概是中国目前面积最大的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占地超过2200亩，在高职院校中占地面积也名列前茅。

上海商学院只有300多亩地，我一直以为这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小的大学。没想到的是我国居然还有比上海商学院更小的大学，如只有一栋楼的香港公开大学、校内没宿舍的上海音乐学院、宿舍与办公室门对门的北京舞蹈学院、一不小心就走出校园的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

从前传说，教育部对大学的合格评估，面积与生师比是两个硬指标，如今看来，“硬指标”扛不过“有特色”。

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很牛，学员入学的前三个条件是：创业3年以上的企业决策者；年度营收超过3000万（RMB）；企业纳税满3年，规模超过30人。我校没有培养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却培养了一大批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时关注的企业以及企业领导人。我在这个学校做了两届班主任（84级与87级），这些学员在校期间经常会有一些应急的事情需要去处理。有一年期中考试，有一位粮食局的学员要陪同朱镕基市长去江西调运大米。考试重要还是保粮食安全重要？毋庸置疑，后者更重要。

我校1983年起招收大专学历班的条件是科级党员干部，学员中随便选一个出来就是带兵几百上千、年销售额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企业老总。就以1983年9月招收的第一期大专学历班为例，该班招收了科级以上党员干部39名，学制两年脱产学习，党政专业。

班长陈振鸿，当年33岁，入学前是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团委书记，后来担任上海市静安区委书记、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中共十六大代表。还有光明邨总经理竺涵成，上海市统计局局长、上海市国资委主任陈步林等等。再如学员潘志纯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经济党校校长，学员王亚琦曾任卢湾区副区长。局长、处长、董事长、总经理等等就更多了。

我校在商贸、餐旅、财会三个方面最具特色。在商贸领域，全上海从市级到区级，从百货到副食品，从大商店到特色专业店，无论批发还是零售，内贸还是外贸，商品还是服务，几乎每一个单位都有我校学员。

连商委以及后来的经信委与商务委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是我校学员。我校商业经济系是全校的孵化基地，曾担任两届商经济系主任的杨谊青教授日前对我说：现在上海商学院各二级学院除了会计、语数外以外均是当年商经系的“子孙”。

在餐旅领域，凡是你叫得出响亮名字的上海的饭店酒楼宾馆，都能找得到我校学员，如东湖宾馆、马勒别墅、国际饭店、衡山宾馆、西郊宾馆、丁香花园、和平饭店、兴国宾馆、王宝和，等等。

当时的商经系有一个餐旅教研室，吉启明、丁昌德、鲁常宝、胡逸汀等老师，不仅是这个教研室的骨干，更是餐旅行业的牛人。如吉启明后来去日本发展，丁昌德创办了公司，鲁常宝开了咖啡厂与咖啡店，胡逸汀是胡歌的亲叔叔。

财会领域就更牛，我校曾经派去两人先后担任立信会计学院的校长，一位是本校教务长戴子贤，另一位是本校财会系主任李海波。李海波是从外地调入本校的，戴子贤则是我校的老祖宗。

1983年我进校的时候，戴先生是我的带教老师。那时候没有系部与教研室设置，只分为基础、哲学、马列理论、经济等小组。我被分在经济组，共有4人，设组长1人，由戴子贤担任。

据当时介绍，他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很好的理论修养，是典型的“硬笔杆子”。他曾在上海百货站的经理办公室、计划业务科、财务会计科担任过重要职务。

现代人一般都不知道“百货站”是个什么鬼。它曾经是全国最牛的一级批发企业，他们经销的商品分配供应到全国各地。按商品分为7大专业科：百货科、胶鞋科、搪瓷科（含热水瓶）、家用化妆品科、日用五金科、塑料制品科、钟缝科。钟缝科就是分配经销钟表缝纫机的科室。那时候钟表缝纫机都是凭票供应，上海牌手表绝对是奢侈品。

我校商经系教师孙时平曾调任立信会计出版社社长。该出版社出版的《会计学基础》年发行量几十万册，最高时接近百万册。我校财会系蒋英等老师是主要作者，而且由我校企业经济研究所调任到该出版社担任编辑室主任的洪梅春老师担任责任编辑，她还为立信会计出版社责编过一本“无差错”图书。

我校与立信太有渊源。据杨谊青说：我们许多普通教师去了“立信”当上了中层干部，孙时平：校刊总编（后来是立信出版社社长），韩建平：成教院长，张时瑛：中专校长，陈汉：后勤处长。

另外还有我校办公室美工周崇文曾调任立信办公室主任。那时候，立信有点像财贸干院的二级学院。

从历史渊源来看，上海商学院的前身，在贸易、餐旅、财会三个领域犹如三根钉子，牢牢地扎入行业，彰显了办学特色。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一座门户开放的城市，上海商业不仅具有地域特征，更具有外来特征。所以，用“海商”简称上海商学院更为合适，这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凸显开放、前卫与包容。

在商言商40年

我从1979年考入杭州商学院至今，学商业、教商业、干商业、说商业，已经40多年。在财贸党校、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我连续工作了15年，在铜仁路195号住了10年集体宿舍。图3是我住过的寝室。

图3 那个孤独的角落是我自由的天地（1985）

1996年10月，本校第五期高级商务管理紧缺人才岗位培训班结业。我校刘红老师是《商贸英语》任课教师，我是《现代商务管理》任课教师。这个班级中有一位名叫杨德新的学员，他是上海市农工商超市总公司总经理。他18岁从复旦中学走出校门，就奔向“广阔天地”当了知识青年，在上海农场局（即如今的上海“光明集团”）旗下的星火农场三十八连做过排长。

星火农场还出了另外两个有名人物：光明乳业前董事长王佳芬和农工商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即如今的海博出租车）前董事长陈忠信。原三十八连指导员兼连长吴国耀是我校87级商业企业管理专业学员，这个班我曾担任三年班主任。

据吴国耀介绍，杨德新在农场就是一员干将，不仅肯干而且能干。在农场干了4年后，他开始为农场开办的羊毛衫厂跑推销。1991年联华超市火爆开张，刺激他萌生了开办超市的念头。

1993年他设法从工商银行南市支行贷款50万元开办了两家小超市，1994年正式成立公司创办了农工商超市。这是国有企业白手起家创业拓展的一个典型故事。

1996年在我校结业以后，杨德新曾专门叫我到他位于五里桥路的公司总部去过一趟，如图4所示。第一句话就问我：你现在的工资是多少？我当即回答：我不会来的。

图4 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但到1998年，当他再次邀请我加入农工商超市的时候，我居然答应去了。他给我打了一个“七”字的手势，说工资就这点。我不知道是7千一个月，还是7万一年。

那一年上半年我在学校的各类收入合计为23485.80元，扣除642元公积金，552.3元养老金，11.7元个调税，净收入22279.80元，平均每月实际现金收入为3713.3元。这个工资在当时是挺高的，但工作也是满负荷的。我找到一张1997年下半年的校历，如图5所示，每周几乎都是满的，连周末常常也没闲着。

图5 1997年下半年校历

月收入具体项目包括基本工资548元，职务工资569元，教育津贴30元，校内津贴773元，书报费60元，奖金45元，节编奖91元，交通补贴150元，伙食费补贴100元，房租补贴2.5元，独保费2.5元。此外还有超工作量课时费，根据上课多少发放。那时候的扣除项只有三项，金额很少：公积金107元，养老金95.2元，个调税5.85元（固定缴纳，有些月份还不需要交）。

这一年1月份发了3000元的年度奖金，分为“其他奖金”“年度奖金”，各1500元。这是根据当年财务打印的工资单计算的。中国的工资制度从计划经济演变而来，实际收入由名目繁多永远看不明白的项目组成，如今还是基本如此。

他告诉我说：公司出事了！他所指的“出事”就是指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副总陶金成带着骨干离开公司创办了“家得利超市”（后来超市被收购，陶曾回到体系内担任徐汇国投公司总经理）。

当时，杨德新确实很生气，但后来也平静下来了，并且每年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2013年农工商超市20周年庆，陶金成作为公司第一代领导班子成员应邀参加，老中青三代班子成员合影如图6所示。

图6 右7杨德新，左7陶金成，左6王永刚，左5周勇，左2王雪松（现任董事长，本校超市班三期学员），左3时玮康（现任总裁，本校超市班一期学员）

学员遇到问题，需要老师去帮忙，我义不容辞。当然，他也没有亏待我，人还没有去公司，就给了我一套静安区延平路三和花园的房子。杨德新说，我给你一套房子，你给我干8年，签一份合同。

我其实根本没去看那份合同，就签字画押了。他便说：周勇是我老师，我就喜欢他这种性格。但我说：老板是我师傅！

那一年7月，经方名山校长的协调，我被商调到农工商超市任总经济师，直接进入五人班子，以后又担任连锁学院院长、营运总监、信息总监、副总裁等职务。

我进入公司的时候只有几十家店铺，每天只能做几百万元销售额，后来发展到三千多家店铺，年销售额超过三百亿元，员工4万多人，但机构非常精简，两个副总裁，一个王副总，管商品，另个周副总就是我，管其他。公司上下全叫我“周教授”。有一年在杭州西湖游船上杨总说：王副总“管做”，周教授“管说”。我说：我是“做老板所说”，“说老板所做”。

1999年1月17日，位于真北路金沙江路口的农工商118店大卖场开张非常成功，当晚在公司食堂便餐庆贺，杨总对我说：“中国人自己的大卖场”这句广告语，设计得非常好，就凭这句广告语，你可以吃一辈子。但我真心不是这么认为的。一个人的认知、智慧与能量，都有很大局限性，个人如果离开了平台，可能啥都不是。

在老板手下做跟班前后十年，我感悟到做下属有三重境界：入门级境界——能听话；中高级境界——会办事；终极境界——把说错的做对。

1998年年底，学校财务与我联系，好像就是胡伟英，说学校今年每人发1600元年终奖，我在学校工作了半年，发给我800元半年终奖。这样的单位，我当时没有见过，后来再也没见过。

2007年上半年，应方名山校长、张振丰副校长以及成教学院杨谊青院长的邀请，我返回学校工作。这时候公司发展处于鼎盛期，并已改制为集团，从孙子公司升级为子公司，上海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转型为“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后，也已升格为“上海商学院”。

来到上海商学院以后，我们成立了“流通经济学院”，开展了“商品流通学”重点学科建设，在《上海商学院学报》开辟了“商品流通学专栏”，申办了市场营销本科专业，创办了校企合作委托班教学模式，开发了商业特色课程，出版了《市场营销学》《商业营运管理》《商业营销策划》《商业创新案例》《商业创新主张》《零售有道》等一系列教材与专著。

最近几年来，除课堂教学外，做得最多的两件事情：一是开辟学生的实践与就业渠道，并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二是通过兼任联商高级顾问团主任，参与企业活动，以文会友，在商言商，每年发表80多篇面向行业的文章。

一路走来五十余年，在商言商四十余年，总是那么巧合：小学毕业，小学开办了初中部；初中毕业，初中部又扩建了高中部；考入大学，中专变本科；到上海工作，干校立马变管院；进入企业，孙子变儿子；重返校园，专科变本科。

其实，这不是个人能力所致，而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正在加速发展的好时代，只要跟着潮流跳动，人人都会活得有模有样。如果我们误以为自己“好运”，或者自以为“能干”，那最终便会发现：原来自己不仅做错了，而且也想错了。

拓展链接：商业经济是一条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