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商专栏：今早（2020.3.3）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先生发的该社原创报道：“3月1日，鹿儿岛县立开阳高中为88岁的高野幸夫隆重颁发了高中毕业证书。”

我看过报道后对徐先生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很多人年轻时由于各种原因读书少，退休了、老年了，有时间读书了，有机会真正读点真正的书，好，大好，极好，真好！我想给妈妈报名，读完小学，还想给爸爸报名，读完中学。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老爸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曾参加过县里的联合运动会并获奖状。从书房翻出一卷纸，里面有两张父母的结婚证书，颁发日期是1961年11月8日，背面还写着“布票八尺”字样，大概是结婚登记可以发八尺布票；一张父亲的小学毕业证书，颁发日期是1952年7月；两张父亲参加奉化县两镇联合运动会的奖状，分别是跳高第三、垒球第四，颁发日期是1951年4月。

从父亲的小学毕业证书与县运动会的奖状，我有三点发现。

（1）当时小学活动很丰富。一个13岁的小学生，居然能学习“垒球”，还能在县运动会获奖。当初是奉化县，奉化县城就“奉中”“大桥”两个镇。奉化又称“大桥”，因为在奉化江上确实有一座古老的“大桥”，历史非常悠久，始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但毁建数次。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大桥”是建于1935年10月的钢筋混凝土桥，但做工非常精致。2000年城区改造，建造了可以通车的“仿古桥”，悲愤至今。奉化曾改为市，前几年又改为宁波市的一个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12个实实在在的大字，影响了几代人，是毛泽东于1952年6月10日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的。实际上，在毛泽东题词以前，我国县城的小学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2）当时政策很开明。1951年有很多事情发生，元旦这一天，中朝两国军民把敌人驱逐到三八线以南。9月8日，日本宣布全面放弃库页岛的领有权。10月中共中央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太公是黄埔军校为老蒋管钱财的账房先生，太公有三个儿子。老大是上海华孚金笔厂的二老板，解放后被定为资本家。老小在上海高中没毕业就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到1949年解放上海后，担任三野第十兵团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政治主任。这个团也是赫赫有名，解放上海的时候，二五九团团长胡文杰是在解放上海战场上牺牲的级别最高的指挥员，当时我叔公是二五九团的副政委。据我叔公说，吴文杰是被炸弹击中而牺牲的。我爷爷一辈子务农，解放后成分是富农，我爸与我都算是富农家庭出身。我爸在1951年居然也能参加“奉中”“大桥”两个镇的联合运动会。而我在1978年之所以能参加高考，也是得益于“重在个人表现”的开明政策。好政策给人留下的记忆，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3）当时校长很威武。我父亲毕业学校的全称是“奉化县立奉中镇小学”，可见不是私立学校，是县办学校。从毕业证书上可以看到：学校的名称，字写得很小，而校长名字却写得很大，有签名有印章。所以，我父亲至今还记得校长“陈亨高”这三个字。我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初小毕业、高小毕业之类的话。看到这张父亲的小学毕业证书后才明白，小学原来还分两个阶段：初小与高小，我爸毕业于“高级部”就是“高小”。1952年我爸小学毕业时十足14岁。我爸前几年跟我说：我本来可以进上海一家刻字厂的，一切都联系好了，但因为家里缺劳动力，你爷爷没让我去。爷爷这个决定，后来给全家带来了一场时间长达20年的灾难。

一切都会过去，过去并非如烟。如今年这场疫情，大家都在思考：疫情过后的对策。我倒以为：太多的对策其实没用，有两个字特别重要，那就是——定、变。做生意心神不定、目标不定、路径不定，总希望一夜暴富，赚他个盆满钵溢，到头来还是鸡飞蛋打，或者是亿万钱财，心灵空虚，需要寻找救赎之道。但也不能安于现状，应该痛定思痛，有所变化：多变少，集中力量做专做强；虚变实，整个社会与所有企业都需要更多的像顺丰小哥汪勇那样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摆渡人，让一切缺乏心灵感受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像秋风扫落叶那样远去，不再尘扬；繁变简，简化才能有效率，退潮才能看到礁石，才能清理障碍，疏通管道。

让一切基础的东西固化下来，充实企业的定力；让一切僵化的东西变化起来，增强企业的活力。定力与活力相结合，才能使企业永续发展。

（文/联商高级顾问团主任 周勇，本文近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联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