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避免“过急反应”。老百姓吃的东西一涨价就怕出状况，就紧张，就组织开会，就聚焦报道，就想办法压价格，结果是越来越紧张，这是人为的紧张，其实就是“过急反应”。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做副食品经营的都常常念叨这样一句话：多啦多啦少啦少，少啦少啦多啦多。这是因为食用初级农产品生产主要还是靠天吃饭，多多少少是常有的事情。多的时候从上到下全说多，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全国人民多吃一筷子就不多了，结果是刚说过多转眼就少了；相反，说少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说少，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少，每个家庭多存一袋米，市场上就买不到米了，结果是刚说过少转眼就多了。记得2004年粮食紧张时甚至引发抢购，有些连锁店为了迎合“稳定物价”的要求，保持原价销售，结果货架上的大米就放不住了，一上架就被抢光，这些米最后流到自由市场被高价出售，有些公司则提高收购价格并相应地适当提高销售价格，并限量销售，这样做不仅稳定了货源，也稳定了人心。虽然当时也冒着“提价挨批”的风险，但最后却获得了主管部门的好评。因为提价的公司的做法符合了“科学的发展观”和“经济学原理”，这实际上就是最大的“民生”。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定价根据产品属性分为两种，对工业品是“倒扣定价”，就是先定零售价，再按照针对不同流通环节所设定的“倒扣率”来制定批发价与出厂价；对农副产品则是“顺加定价”，即根据采购价格加上一定的“加成率”来确定批发价与零售价。在签订收购合同时一般也不约定收购价格，因为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很大。这些做法现在看来还是很科学的，简单地说就是“农副产品要随行就市”。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会了农副产品的经营原则与方法，按照“随行就市”这个方法去做，加上必要的国家储备，以及生产的有效组织，不会出什么问题，也无须惊慌。

　　（二）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食物链也是生命链，粮食是本、猪肉是表，凡是粮价上涨，猪肉等农副产品一般也会跟随上涨。基础原材料的涨价过了一定时间与一定限度就会产生“链式反应”，影响到食品加工、餐饮、零售等行业。从民生角度来考虑，我们应该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如果对他们的生活造成较大影响，政府完全应该负责，办法有三个：一是收入再分配，多向富人收税，不向穷人收税，对低收入群体实施“倾向性帮助”，如发“粮票”给这些家庭，可以到指定商店低价购买“政府储备粮”。二是通过立法提高基本工资与职工待遇，这一点任重道远，政府要加强立法与监管的力度，要公正执法，把真正的不法企业主绳之以法，罚他们倾家荡产。现在虽然有法，但有很多职工为了保住现有的可怜工作，即使自己的权益受损也不敢声张。劳动部门对企业的罚款，应该回馈给权益受损的劳动者。三是通过立法鼓励企业增加员工福利，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并简化有关程序与手续。但是，从总体来说，这些商品涨价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不是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07年2月28日公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我国农村与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已经分别下降到了43%和35.8%，这一数据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经超越了“温饱”阶段，正在进入了“小康”阶段。在这样的消费水平下，食品涨价对居民生活的实际影响不会很大，可能是心理影响大于经济影响。

　　（三）涨价对农民是件好事，但要想办法让农民分享到涨价的“实惠”。中国的三份之二农村人口只实现了三分之一的消费，农民的购买力有限，到商店买一次东西的平均支出（客单价）在20元上下，那是因为他们辛勤劳作所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最近我回浙江奉化老家，那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那一天我看到表舅舅拉着手推车在我家门口的菜市场卖自家种的西瓜。到中午时分西瓜已基本卖完，我请表舅舅来我家吃饭，问他几点钟起来的？他说，凌晨2点起床，从山村来到城镇，有30多里路，拉着一车西瓜走了三个多小时，一上午卖瓜的钱还不到180元。午饭后我请他睡一会，等我起来的时候，表舅舅已经拉着手推车回山村了，回家还得三个多小时。来回六个多小时，走60多里路，整整十多个小时，卖一车自家种的西瓜，总收入还不到180元！这还不包括购买种子、肥料、农具的花费以及田间管理的日日辛劳。后来我把这事告诉在大学读书的他儿子，读一年书要2万元，得卖多少西瓜啊！西瓜与学费相比，实在是太便宜了。西瓜是这样，猪肉、牛奶、豆制品、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都是长期处于低价位。这次涨价只是让价格稍稍接近应有的价值。中国的流通问题，关键是农村问题，只有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村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中国的城市应该为农民收入的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城市为农村服务，这也是城市人应尽的义务。因为城市人投胎在城市，所以就享有很多城市人的“特权”，与农民，尤其是与山村农民相比，城市人是幸运的。生活在城市里的城市人，仅仅支付低廉的价格就享受着丰富的食物，而废物则又“回馈”给了农村，因而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最值得关注，否则城市人不要怪食品不安全。我们要知道农村的苦，我们有责任为农村多做贡献，食品涨价就是最直接的表现。但是，在食品涨价过程中，到底有多少个百分点被农民所分享，这应该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至于“搭便船”、“非理性消费”、“消费减少”、“成本上涨”等一系列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些问题由市场、企业以及消费者自己来负责。

　　以前大家觉得春运涨价很有道理，但如果从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想通过涨价来减少这种根本没有弹性的需求，那不是笨就是忽悠人。因此，当我们遇到供给、需求、价格、成本、短缺、过剩等一系列经济问题时，最重要的是不要想当然，更不要去限制“兰州拉面”的价格，在市场、企业、消费与竞争面前，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人的智慧也是十分有限的。还是要静心面对食品涨价，凡是市场与企业能做好的事情就让企业去做，政府不要“太多情”。
　　（联商网  作者为上海商学院流通经济学院院长周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