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潘

日本工薪阶级收入低迷的四个猜想

2022年0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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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联商专栏

撰文/联商高级顾问团成员潘玉明

荒年多怨、投石问路,他山可鉴、启迪自我。

从1990年到2017年的27年间,日本大众工薪阶级的年薪涨了约7万日元,去掉通胀、税费等因素,实际工薪层的劳动所得价值在持续下降。

官方的说法

安倍经济学以宽松政策为主基调,经过十多年的修炼,内阁总结报告中列出很多亮眼民生数据。2019年1月25日,内阁府编制发表《从数据看安倍经济学》,失业率从2012年底4.3%下降为2018年底2.5%,为25年来最低水平。就业人数从2012年6271万人增加到2017年6522万人,连续5年增长。最低小时工资从2012年749日元增加到2018年874日元,兼职小时收入增长约1.8%,创9年来新高。

但是,根据国税厅的《民间收入实态统计调查》,1990年平均工资为425.2万日元,到1997年有所提升,从那以后开始下降,到2017年维持在432.2万日元。27年中只提高7万日元,结论是大众所得价值在下降,消费力在萎缩,这怎么解释呢?

从内阁府发布的“国民经济计算”归因看,日本经济存在以下问题:企业自创成长活力不足;贸易条件恶化导致海外收入下降;工薪收入低迷,保险费用增加;对未来不安,消费动力不足;企业资金滞留储备剧增,投资意愿低迷。

笔者斗胆,提出以下四个猜想:

低保障机制

理论上,大众工薪阶级的权益保护主要依靠员工自主工会、行业联合工会、劳动仲裁机构、公正交易协调机构、法律机构等,但是,日本是企业内部工会组织为主,主要听从企业决策管理层安排,做员工工作,和欧美的企业外部行业工会独立自治的功能差别非常大,比如美国员工可以在行业之间自由流动,高薪跨国聚才、高薪组合创新、高薪抵制通胀,因此,水涨船高,有能力的员工站在通胀浪头,自当受益。当然,遇到下滑危机时,往往采取裁员手段,欧洲工会也是默认裁员调节手段。而日本企业内部讲究“八公式”执行忠诚,不得轻易流动,也不轻易裁员,所以,工会提出涨薪诉求时,企业决策方就说收益困难,要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失业人数,甚至吸收或增加非正规就业者,维持低薪酬机制,于是工会就不说话了,员工要么感谢企业施舍之恩,要么忍受沉默,低头干活儿。

日产前负责人卡洛斯戈恩说过,日式团队的忠诚执行令人羡慕,但是忠诚过度会起反作用,应该树立一种有别于“八公式”忠诚的敢于自省的就业理念。

工会成为企业决策管理层的协调者、执行者,其功能与员工保障性质的初衷完全改变了,本来的价值代言作用弱化或消失,普通员工失去自主意志的法规出口,变成单纯的劳动者。

以便利店为例,2019年日本国税厅统计,正规员工年收入503万日元(男性561万、女性389万)。比较而言,便利店加盟主年薪长期停留在300万日元左右。某便利店企业总部得知下面有的加盟主年收入达到400万日元,明确提出待遇太高了,要降薪。

令人瞩目的例子是,2019年初,7-11东大阪南上小阪店店主松本实敏,因为用工紧张,在没有达成书面协议情况下,缩短营业时间,引发整个便利店行业24小时工作大讨论,加盟店主协会也组织了支持活动。2019年6月经济产业省、公正交易委员会介入,2019年10月便利店企业适当妥协,宣布有条件允许店铺缩短营业时间,到2022年2月底,7-11和罗森旗下分别有2000家、1200家店铺缩短营业时间,对于24小时经营的行业特性,算是一个根本性变革。

不过松本实敏就没那么好过了,2019年底,7-11总部以影响顾客消费秩序为由,解除松本的合同,要求他在2020年初交出店铺,松本不服,纠纷升级进入法律轨道。2022年6月23日,大阪地方法院裁定,总部解除合同有效,结论终究偏向企业一方。有行业专家提出,这是一面倒的结论,谁能保护、反映一线就业者的感受。

低就业门槛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代(2001-2006年),修正了劳务派遣法规,降低了就业门槛,非正规就业者大批进入大众工薪阶层,新就业者以非正规资质入职,看上去就业率提升,在服务行业广泛渗透,但是平均雇佣薪酬大幅下降,很多非正规入职的双职工两口子,因为收入低微而不敢养育孩子。除了国内新就业者,另外还有几方面低薪群体:一是通过国际劳务协会组织,吸收国外技能类型劳动力,号称研修生,主要是从周边国家输入低成本劳工,充实基层简单作业和一线服务岗位。二是增加社区临时短工聘用频次和数量,甚至以熟练的短工担任餐饮店、便利店的店长等基层管理职务。三是由于退休缺员,不得不持续雇佣高龄就业者,维持就业数量,但是大幅度降低薪酬水平,本应在60岁或65岁退休的老年人,在60岁时被改为低薪酬雇工,甚至65岁完全退休以后,还在为了低廉的工资坚持上班。老年就业者会感谢企业收留,自然也就降低了对薪酬的要求。四是为了增加基层管理者价值感,增加兼职管理岗位,比如一个经理兼任几个便利店的店长,由此维持忠诚度。五是打擦边球,装聋作哑,简化或者不给员工上保险,或者偷工减料,少计加班费,大量的加班时间以奉献、服务的名义,让员工不再计较。个别极端情况甚至会出现让员工承诺,多做奉献、少计加班、提前离职不要赔偿或者放弃相关待遇等。

低就业门槛的结果,部分岗位小时薪酬增长、总体薪酬成本大幅降低,账面好看,同时,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被贬抑,薪酬和责任以及服务质量直接挂钩,低薪酬,意味着责任轻,一些投机心理浓厚的企业,团队活力与行业头部企业差距越来越大。有行业人士分析,在很多新兴国际化竞争中,日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发展战略保守,失去很多机会。

按照市场竞争优化逻辑,除了自然老化因素以外,企业批量缺员是经营产品结构、营销渠道洗牌、转换渠道的机会,也是转移业态、优化组织结构的机会,当连续几年出现系统化岗位人心涣散、劳动所得价值降低,证明这些岗位功能价值已经被市场质疑或者淘汰,应该向全渠道领域发展,比如零售岗位的导购员、拣货员,如果企业决策者僵化地维护现状、无知无畏,只能证明企业经营理念落后,服务营销模式在淘汰路上越走越远。

低价值内容的无奈

常理,由于经营产品缺乏创新机制,产品附加值低,竞争收益低下,企业就没有能力提高员工薪酬,只能寻找其它违规投机办法,转移调剂账目资金,降低员工薪酬总量,维护上报账面收益数据、维护虚假面相。

所以,要想维持或持续提高薪酬,核心依仗是经营产品特性化竞争力突出,赢得更多收益,同时还要善于调剂内部储备资源,提高员工各种相关待遇,让员工劳有所得、心有所安,看得见劳动付出的转化价值。

仍然以便利店为例,虽然店铺扩张数量不断增加,但是销售额增长率和产品创新收益率在逐渐下滑,一方面产品研发潜能有限,缺乏新的创效手段,另一方面总部不肯减少提成比例,就业者不得不以加大简单劳动负荷为条件,上缴自己的劳动果实,换取自己稳定的生活。

企业利润及相关经营资源的科学调剂,是企业维持研发能力、保持经营产品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企业不当储备,而且转移到金融机构以后,缺乏公正的法规监管,被不良挪用转移、或者聚集到非主要经营领域,违规违法投资造成重大损害,那么,企业正当的经营秩序必定受到冲击,员工作为被动使役者,只能在低薪圈子徘徊,搞不好还会连带遭殃。

从日本的历史演变看,1970年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消费价格指数为31.5(内务和通信部调查),1980年为74.5,10年增长2.36倍,但是薪酬水平也在快速提升,1970年平均月收入为11.3万日元(内务和通信部调查),1980年为34.9万日元,收入增长3倍。那时候各个专业都急于创新,人才奇缺,员工成为最大的经营资源。但是泡沫破裂以后,这种向上成长的良性互动气氛改变,企业转向保守积累,为了减少亏损,或者应对更大风险,加大资金储备,用保障就业抵消员工提薪的愿望,让员工无话可说。从零售业态看,虽然销售逐渐走低,但是企业利润并不是大面积、大幅度亏损,在没有大幅度创新拓展的情况下,显然是在加大资金储备积累。数据显示,根据2017财年的公司统计数据,不含金融和保险两项,日本企业内部储备为446.5万亿日元,如果包括这两项,则达到507.4万亿日元,突破500万亿日元,约等于全国一年的收入,这种财富积累规模和速度惊人,伴随出现的无奈就是工薪阶级的薪酬水平停滞不前。

低信用竞争的乱局

通常,为了压制薪酬成本,企业经营者经常采用不当手段,出现价格竞争失范,无法适应市场交易规则等现象,虽然表面薪酬成本较低,但是背后的信用成本奇高,随时面临国际化市场交易被洗牌风险。具体分析两方面:

第一、企业交易各方应尊重规范,互守信用。按照国际对等交易规则,为了维护国际竞争机制对等、规范、公正,企业应成立员工自主工会组织,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保障员工自主言论自由,保证员工薪酬的稳定和增长,杜绝变相压榨员工就业价值、薪酬权益,杜绝采购非法机制劳务产品,上缴利税、资金调配等渠道公正,税务透明,允许合作企业对等监督检查,上市企业更应该真实地接受公众媒介监督等。

假如,企业运营处于半遮半闭状态,经营目标忽隐忽现、产品渠道盲无所措,运营质量逐渐瓦解,连中高层员工都无法理解决策动向,那么,企业势必会引发公众质疑,在特定合作圈层失去信赖。一个近似的案例,2015年前后,7&i集团在铃木敏文主导下,出现的全渠道数字化战略导向混乱,引起内外部争论,迫使铃木敏文辞退。近两年对于崇光西武百货店的运营部署,又引起行业议论。百货店版块的产品竞争特性匮乏,低价格竞争亏损,不得已处置资产,进也罢、退也罢,都应该遵守秩序。

另一方面,企业上缴利税应规范使用、带动发展。按照经济逻辑,企业上缴利税应合规合法地转移应用于社会公共建设、公益事业,促进大众消费价值不断增长,生活幸福指数稳定提高。假如,企业上缴利税使用无序,公共服务项目、医疗、教育等基础项目收费名目不断扩大,收费价格不断提高,低水平的工薪阶级将无法适应这种强制牵引式消费,消费安全感将会持续萎缩,反过来影响员工在企业的活力,连锁化负面效应会蔓延形成大众积怨,社会伤害、员工身心疾病会越来越多。

日本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宽松政策之下,能源等公用事业部门放松管制,一直维持低价,没有很好地发挥价格杠杆的积极作用,长期低价格换来较高的社会用户满意度,但同时,影响了服务业创新竞争发展,长期维持低水平的同质化产品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普通工薪阶级的薪酬增长空间。

如果事情走向另一个极致,公共管理机构胡乱作为,依靠乱收费、乱涨价、乱纲纪来维护权威,同时又不能有效引导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带动大众工薪族提高薪酬,将更糟糕,那可能意味者实业阶层和主控机构阴阳合谋、联合搜刮温饱线上的工薪阶级的劳动所得,可能更加激发社会民愤。

日本似乎没有走得那么极端,安倍内阁把关怀民生、维护整体稳定作为执政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基本认同。预计今年到明年仍坚持许这样一个低薪酬、低消费的状态。如果说这种稳定有什么消极作用的话,那可能就是低循环、低成长率、低幸福指数吧。

新首相岸田文雄在6月7日内阁会议上通过“新资本主义总设计及执行计划”,重点投资领域之一就是人力资本,计划从政策上推动加薪策略,不过,由于生产附加值较低,从分配方面增加工资比重难度很大,可是岸田又没有提出能够带来加薪机会的增长型产业战略,所以,工薪阶级低薪酬的状态还要持续。

纵观国际比较,按照OECD编制的Well-being指标评价,日本在教育水平、平均寿命、民生安全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也很高,创新型附加值和生产率较低,总体薪酬较低,其中有工作生活平衡、低薪就业等影响,也有人力资本过小投资,成长型产业及企业劳动力流动停滞等原因,该评价结论与本文猜想大体吻合。

结语:工薪阶级怎么应对?

面对经济大局的徘徊衰退,大众提升薪酬的要求难以如愿的现实,普通工薪族该如何面对这种长期的低收入、高压力的消费环境?基本探索有两个方向:

一是减少开支。即减少选择性消费,增加网络渠道消费,退守和保留最低限度必要的简约消费,例如,今年前5个月销售第一位的燕麦粥同比增长2.45倍,比2019年增长13.5倍;在小众社群共享消费场景,租赁房屋、家政、汽车等,摊薄消费压力;开辟远程办公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环境;进一步向折扣店、二手店等低价格区域转移。

二是增加兼职。包括探索增加副业收入,调查表明,获准从事副业或兼业的公司中,近30%公司已经开始出现兼职行为,大部分兼职月收入在6万日元左右;少数员工突破传统企业文化束缚,向高收入企业跳槽;今年4月开始,学校开设金融、网络等新教养课程,一部分人开始学习网络营销知识、金融理财知识,尝试投资小规模资产,投资股票、债券、基金,加强生活安全防御能力。

作为草根阶级,面对各种生死级差,只有自主自立,咬牙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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