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四中

文/张黎华

美丽的校园美衫儿 - 就在那一刻

是个夏天，我跟着父亲到车溪粮店交粮谷。气温很高，父亲把独轮车推到一棵树下歇息，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栋建筑，发狠道：“如果你考取了四中，老子每周都跟你把一角钱。”一角钱可以买三根绿豆冰棒，我的口水顿时汹涌，同时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四中。几年之后，沿着那条两边都长着白杨树的大堤，我走进了四中校门。

高一时的班主任是潘宜元老师，个子不高，总是笑眯眯的。他教我们语文课，多年过去，讲的内容我全忘记了，只记得他特别喜欢音乐，经常在课余时间教我们唱歌，有时还点名要我们独唱。当时有个同学唱歌走调，我们笑得快要断气，潘老师却表扬了他，说他音色很好，还说自己如果有那么好的音色，早就去当歌唱演员了。元旦时班上开晚会，潘老师一个人唱了好几首歌。我到一中工作后，有次到二中参加县里组织的教学比武，意外发现潘老师坐在后面听课。下课后，潘老师和我握手，还是笑眯眯的。那时在四中，还有很多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过我语文的黄道贵老师、王四清老师，刘德山老师，都是很优秀的老师。教我数学的张运新老师，声音略沙哑却有穿透力，几里路远都听得到。听说每当张老师上课时，粮店附近有只猫就会竖起耳朵，后来，那只猫举止优雅，俨然成了一只知识猫。教历史的徐蓝田老师，喜欢抽龙山卷烟厂的黑梗烟，细细长长的，上课的时候也是烟不离口，等烟雾散尽，历史的面纱也揭开了。徐老师不擅长骂人，更不会助跑打人，遇到不听话的同学捣乱，他只会用手指指着，然后颤抖着说一句“坏人”。还有现在和我是同事的周代芳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但在四中时就认识，戴上墨镜，他就是陈毅。爱人给他做了一条灯芯绒裤子，他当即换上，跨上一张二八式的大单车，绕校园骑行一圈，简直是风驰电掣。这些都是非常真诚的老师，不矫饰，这点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中整个校园面积不大，但校外是广阔的田野。晚餐后，同学们三三两两走出校门，或散步，或坐在田埂上聊天。田里的稻谷听着情话、痞话、大话、笑话，它们一会儿愁肠百结，一会儿柔情似水，听过太多话语的稻谷，可能会煮出一锅黯然销魂饭吧。到了上晚自习的时间，同学们不舍地从田野上起身往教室走，还有一些同学从朱家婆小店和三吧饭铺里冒出来。朱家婆小店的牛肉炖萝卜丝味道特别好，隔三差五的，我们同学几个会邀约前往。小店里还有附近的老人打那种叫“戳胡子”的纸牌，因为年纪大，出牌极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有次我看到两个老人为五分钱起争执，其中一个脾气火爆，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想要打另外一个人的耳光。另外一个老人问他想干什么，他看看自己伸出的手，说：“我也忘记了。”三吧饭铺有台球桌，地下室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可以插卡打游戏，一辆坦克往前拱啊拱的那种。那时也没什么钱，很多同学在店铺里赊账，我工作后，还有同学跑到三吧那里还账。也有些同学无心学习，有时上课时间也会飞跃围墙，跑出去打几局桌球再回来。学校里面有个操场，跑道上铺着煤渣，我在上面跑过步，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中间踢过足球。操场东边有一栋隔开的三层小楼，住着几个年轻老师，部分寄宿生也住在那里。现在留在我脑壳中的，是那个小院子里的几棵高大的白杨树。那个时代，白杨树特别多，大堤上的行道树是它，田埂上突然闯入眼帘的也是它。一到夏天，白杨树茂盛的叶子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它们在风中“哗哗”作响，给人以凉爽的错觉。学校附近有个智力发育受阻的年轻人，他总喜欢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在大堤上走来走去，有时，他富有节奏的“哈哈”声会和白杨树的“哗哗”声一起在我们的教室里回旋。

说说我们的住宿情况吧，当时新宿舍还没有建好，我们男生住在一间大教室，女生住在教学楼一楼的大教室。男生住的是平房，屋面可能被吹断的树枝砸过，或者是被猫或者老鼠踩过，有点漏雨。一个阴雨季节，有个同学的草垫子上居然长出了几根营养不良的蘑菇。我们那时生活也不讲究，整个寝室就几条毛巾，你洗了他洗，结果整个寝室的同学都染上了红眼病。想一想，那段时间还真是老乡见老乡，专门两眼泪汪汪啊。没过多久，几个女生也染上了红眼病。并不是女生不讲究，是有个别男同学坚持带病恋爱，黑眉来红眼去的，就这样了。我们的教室在三楼，女生住在一楼，她们的衣服晒在楼前拉起的绳子或者单杠上。猥琐如我等者，下课后靠在栏杆上，猜测哪件衣服是哪个女生的。到了收衣服的时候，一群男生在楼上起哄，有些女生大方坦然，有些女生则含羞掩面。现在，我要为当年勇敢地把衣服暴晒在阳光下的女生点赞，同时为我们当时的猥琐道歉。

离开四中很多年了，后来几乎没进去过，只是有时路过，匆匆而又贪婪地看一眼。现在四中拆并在即，作为曾经的不肖学生，就为我亲爱的母校写这几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