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原武汉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原司令员、湖北省委原第一书记曾思玉。

建党90周年前夕，老将军在沈阳军区病床上，将他的人生智慧口述给未来时代的年轻读者：如何让生命跨越百年，如何让生命价值永恒。

年轻的朋友们：

我无法具体想象你们未来的生活，在我生活的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我年轻时的想象。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先进，更优越，更丰富多彩。我不会说网络语言，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管人类历史怎样演进，总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共通的。

和你们一样，我也曾经年轻，却比你们有更多迷茫和困惑。那时，穷人的子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出生在中国的黑暗年代，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几个子女艰难度日。　　13岁，我被送去杂货店当学徒，一次不小心打碎了茶杯，老板抄起鸡毛掸子劈头盖脸就打我，打得我满头是血。过年时，地主婆来家里逼债，母亲还不起债躲了出去，地主婆就把水缸里的一条鲤鱼抢走了。那条鱼是全家唯一的年货，我们兄妹几个哭成一团。14岁，我跟着母亲去挑盐贩卖，几十斤的担子，两天要走上百里路。后来，土豪恶霸放火烧毁了我家的房子，母亲带着我们逃到山上，无家可归……

今天，你们可以自由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和事业，而那时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苟延残喘地活着，要么起来反抗。我选择了后者。16岁时我参加革命，还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信仰，只是看到共产党的队伍打土豪、把地主家的稻谷分给乡亲们。“吃饱饭，不受气”，带着这么简单的愿望，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随着革命的深入，我的认识升华了。漫长的征途、血与火的砺炼，使我心里萌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原来世界上还能有这样一种光明的生活，还有这样一种无数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消灭剥削和压迫，造福天下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我有了明确的理想和信念，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们，永远不要怀疑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我的理想是共产主义，革命斗争几十年，不管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这个信仰从没动摇过，是理想信念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谁都会遭遇脆弱、困惑、挫折和失败，理想常常在现实中碰壁，我也不例外。我曾有过战斗失利的痛苦，曾有过死亡线上的挣扎，在周遭扭曲而阴沉的氛围中，我也曾愤懑、怀疑甚至绝望，但最终，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与执著总能让我在困难面前一次次地挺起胸膛。　　1935年1月18日，长征途经贵州，我突然流起鼻血来，一流就是3天。怎么也止不住，捏住鼻子，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最后我感觉血都快流光了，眼冒金星，四肢无力。部队开拔在即，眼看我就要掉队了。敌军已经迫近，留下就等于死。怕我绝望自杀，警卫员把手枪都收走了。部队首长来看我，我竭尽全力握着他们的手，说什么也要跟着队伍一起走，鼻血、鼻涕、眼泪把脸都抹花了。最后首长下了决心：“派一副担架来，抬着走。”

那一刻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我掉队，就等于被时代的列车抛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中国最先进的力量，代表着中国的希望，我一旦脱离革命队伍，即使不死，这一生也将黯淡无光。

不论身处什么时代，无论从事什么事业，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理想信念的军队，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没有理想信念的人，容易迷失和放弃，难以走完深厚坚实的一生。

和你们一样，我也曾是个毛头小伙、普通一兵。但是今天，我想对你们说，不要怕起点低，不要怕条件苦，不要抱怨工作枯燥乏味，当你们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回头再看，你会发现，也许就在你踏实做事的时候，你已经不经意间书写了历史。

1935年我24岁时，只是一个小小的通信主任，毛主席派我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送一封信。与以往曾经送过的成百上千封书信、材料一样，我翻山涉水，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安全送到了徐帅手中。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封信对于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对于保持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意义重大。

另一次，我客串侦查员时，在哈达铺发现的一卷国民党的报纸，上面“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对毛主席确定长征最终目的地起了一定作用。

历史，就是由这样无数的偶然瞬间决定的，所以，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即使你只是个小人物，但你一样也可以参与历史。

今天很多年轻人崇拜英雄，什么样的人算得上英雄呢?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只要心怀人民，勇于舍弃小我，他就具备了成为英雄的基本条件。

我当过省委书记，当过大军区司令员，常常有人问，1983年在大军区正职的级别上为什么要主动离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用你们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裸退”?我觉得一个人要想活得有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不能只盯着升官发财，而是要有高于物质层面的精神追求，要对社会作出贡献，要对人民有用，战争年代是这样，任何年代都是这样。我年纪大了，作用已经有限了，就应该让更有用的年轻人上来。在这种情境下，退下来就是发挥作用，舍弃就是作贡献。　　和你们一样，我也爱赶时髦。我觉得，不管年纪多大，都要永远紧跟时代潮流，努力站在时代前列。只有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才能获得发展和进步。　　长征途中，牙刷是“奢侈品”，很难见到。我就把马尾巴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用麻绳捆在一起，自制“牙刷”，结果战友们把我叫做“卫生博士”。战争年代，每缴获敌人的先进装备，我都会琢磨一番，因此学会了开汽车、开火车，还改进了火炮。新中国成立后，我自己改装了自行车，我能骑在车子上将前轮抬起来，把车把拨得滴溜溜转。你们今天管这个叫“极限单车”吧？哈哈。　　

每个人都有权追求幸福，可是每一代人对幸福的定义又不同。我一直觉得读书学文化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小时候，我只念过3年私塾，后来就上不起学了。印象特别深的是1935年4月，上级让给正在患病的毛泽东主席找一副担架。那是我第一次跟毛主席说话，他坐在担架上还看书。那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毛主席手不释卷的精神鼓舞了我一辈子。

1936年，抗日红军大学在延安成立。我很想上抗大，但开始确定的名单里没有我。我去恳求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同志，他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同意了。25岁的我兴奋得像个孩子，连蹦带跳跑出屋，大声喊：“我上抗大了！我上抗大了！”

我们在枪林弹雨里学习，树林当教室，大地当纸张，晚上大家围着一堆篝火，听教员讲课。对比之下，你们从小就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课，一台小小的电脑竟然能装下整个图书馆的书。这样的幸福，我当年做梦都没想过。　　

日本投降、新中国成立，是战争年代我最高兴的两件事。日本鬼子投降那天，我正带领部队在华北一个村庄休整，大家吃西瓜时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把西瓜都抛上了天。　　

自由和光明，只有长期在黑暗中挣扎的人才能体会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要保持和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促进国家繁荣富强，还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如果忘了这些，国家就会危险，人民就会遭殃。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是五彩缤纷，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娱乐项目越来越多样。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是看到周围一些年轻的朋友心态浮躁，沉迷于享乐，不思进取，我还是感到深深的忧虑。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都有了飞跃式的提高，可是整体来看，底子依然很薄，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仍旧面对着来自各方向的诸多挑战。年轻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保持清醒，艰苦朴素，居安思危，奋发有为。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90周年。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千。我已是个百岁老人，面对死亡我并不恐惧，我想把这些人生体验告诉你们，一个人，一辈子，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唯此，无论生命是短暂还是漫长，才拥有了跨越百年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