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需要，未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常态化。而低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高，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群体。黄委员因此建议：把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与农产品价格涨幅挂钩。

　　此前2月24日，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深化改革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浙江省被中农办确定为农村综合改革试验联系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不适应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等成为当前任务。

　　低收入群体大量分布在农村与城市郊区陋室，农产品涨价的原因一般是渠道原因；城乡融合的主动对象是农民，协调共同利益及缩小贫富差距。总而言之，是农民靠近商业的问题。只是有些担心，这些试点、提案固然高瞻远瞩，落实起来却颇费周折。

　　农村人，或乡村或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现实、敏感而有些许卑微，生态复杂化。

　　四年前，我老家村里的低保户单身老汉去世，族人从他的木板屋泥地下找出一包已经腐烂的钱，12500元。但他的蔬菜却是自给自足的，村里人都这样，而他去世前十年，除偶尔替人抬棺攒的一点劳务费外，就是政府给的低保津贴。像他这样的附近村落低收入者，都跟农产品价格上涨无关。

　　实际上，城里的低收入者生活更难。但他们的食物支出，相比中产阶级，就剩下吃饭，反而未必十分亏待自己，有些人会找院落略种些，也不经常买菜。我想，更多时候，其实是其他许多重大消费挤压了食物消费的空间。不妨以所谓中产阶级为例，若有房贷月供五千元，再加物业水电交通等，留给食物的钱恐怕也不过五六百元，这境地，对食物的敏感基本接近低收入者了。

　　所以，这个低保和农产品挂钩有效性，非共同完善津贴和市场压力背后体系不可。

　　而试点中的城乡融合发展，立意深远，分级试点下放到温州瑞安某乡某村时则有些模糊了。我的几位老乡打电话来，说最近上面通知，让大家都集中搬去外面入驻指定区域新居，老房子上缴；或者仍然自己住目前的房子，但以后不得买卖房子，只有使用权。

　　他们的顾虑，一是这事究竟会怎样；二是所谓新区，不过是半斤八两的七里外小镇口；三则故土情深，旧居几十年，怎么能突然说不是自己的了？老乡的担忧，直接追问城乡融合本质，是政策试点初期的思想破冰，有部分基层主管的片面理解……改革锐气和一线恐惧交织前进，估计仍有一段互相摸索、适应期。

　　中大型零售企业，高管层和一线员工、区域之间，许多运营规则和指导精神在各处实施时，常有类似尴尬。为他们好，就要让他们听得懂、用得上、划算，公司及组织才最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