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有视觉中国，今有VFineMusic”
“别抓个事儿就往视觉中国上靠，视觉中国主要问题是拿不是属于它的东西去贩售版权，VFINE是正确帮音乐人维权，根本不是一个性质的事儿，学会个词儿就瞎用。”
VFine 官微下的评论，似乎恰好反映了外界看待“MCN商用音乐侵权第一案”的两种角度。
月初，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papitube 公司构成侵权，赔偿原告版权方 VFine Music 及音乐人 Lullatone 经济损失 4000 元及合理支出 3000 元，共计 7000 元。”
但纠纷并没有因此平息。
VFine 表示将围绕侵权价值和维权成本的赔付金额继续上诉。而涉案账号@Bigger研究所 中秋假期前的一条视频，却在道歉同时透露了一些“事情的经过”，引来了 VFineMusic 的“律师函警告”，事件再度被推向风口浪尖：
VFine 也不含糊，在 9 月 19 日上午发出律师函的同时“致敬”了 Bigger研究所，VFine 副总裁陈鑫以短视频的方式一一回应了前者视频中提到的“事情的经过”：
为了方便各位了解前因后果，我们结合两家视频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多图预警）：
争议一：papi酱是否被 VFine Music 拉下水？
Bigger研究所开场便表示“因为我知名度不算大，对方还拉上我的老板 papi酱 pa 老师下水”：
VFine Music 则回应“没有拉谁下水，更没有操作微博热搜”，并强调在对外的所有的文档里面始终表述为“papitube博主Bigger研究所侵权”
在我们看来，VFine Music 的立场更站得住脚。
我们查阅了 Lullatone 授权 VFine 代理维权事宜的视频，其中的表述的确是“短视频 MCN 机构 papitube 旗下博主@Bigger研究所”：
报道法院判决结果的媒体也都统一使用了“papitube公司”这一表述，并没有提到 papi酱本人：
再说 Bigger研究所提到的热搜第一。
热搜第一并没有商业化，VFine 显然不具有撬动它的能量；对于吃瓜群众而言，“papitube”作为 MCN 机构，知名度远不及其老板 papi酱，不像后者自带流量。而这一热搜的话题主持人其实是@新浪科技：
争议二：Bigger研究所有没有积极解决侵权问题
Bigger研究所在视频中提到，VFine 前期和解中并没有“拿出一个确凿完整的证据”，证明“拥有那首曲子的授权”，他们“更希望赔偿到真正的正主头上”：
但在 VFine 的回应视频中明确表示，其于去年 12 月便拿到了授权协议，但直到今年 4 月立案前与 Bigger研究所一直沟通无果。
4 个月时间，无论聘请律师进行授权审核，还是要求进一步完善授权材料，理应都不存在难度。
即便是授权在手，VFine 视频中另一些细节也反映出 Bigger研究所方面的诚意不足。一审的 4 次开庭中，被告提出了多项质疑：
比如试图举证《Walking on the Sidewalk》是夫妻组合 Lullatone 共同创作，VFine 虽然拿到 Lullatone 厂牌 CEO 兼 Lullatone 丈夫西蒙授权，但不能证明西蒙太太也支持这个维权。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Bigger研究所的道歉视频，甚至连歌名都打错了，很难让人相信 Bigger研究所一方曾尽力解决版权纠纷。
另一个矛盾的焦点在于，舆论为何将 VFine 将视觉中国划为一类？
这源于 Bigger研究所在视频中提到，VFine 在开庭前“提出过 8 万元的私下和解要求，条件是要前者“再多花十多万购买他们的曲库”。
看上去，似乎正是视觉中国擅长的捆绑销售伎俩。
VFine 则针对捆绑销售回应，是 Bigger研究所一方先提出“你们能通过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吗”。但 VFine 提供合作方案的同时，一直强调“case by case”，坚持至少 8.8 万元和解金额，而 Bigger研究所一方不接受，才最终走法律程序。
换言之，Bigger研究所本希望建立合作免去和解费用，但 VFine 坚持解决侵权的底限，这才最后对簿公堂。
而据我们梳理相关媒体报道，VFine 的发行和管理其实是两个独立的业务部门，“拒绝捆绑销售”也被写进了他们的“维权三大原则”：
至于与视觉中国是不是一丘之貉，发起二审的原因又是什么，陈鑫用了一个直观的数据加以回应：其一年 3000 万的收入中，维权收入占比不到 5%：
换言之，以维权养家的话 VFine 可能就饿死了。
争议三：8.8 万元怎么算的
直言 VFine 有捆绑销售后，Bigger研究所在视频中明显展现出引导外界产生“8.8万赔偿太高”的意图。视频中，其捎带手普及了一下商用音乐版权的知识。比如版权交易价格太高：
以及，短视频往往需要多个 BGM，意味着版权费用可能是天价：
并表示目前的音乐版权交易缺乏“合理的收费机制”以及“透明规则”：
如此看来，8.8 万元似乎的确是天价。
不过，VFine 的视频指出，这 8.8 万其实是 7 个侵权视频的“打包价”。
以其 2000万+ 的合集播放量大概算了一下，每次播放只需要……不到 0.005 元钱。VFine 同时以 Lullatone 组合 1500 美元/首的授权惯例，给出了 8.8 万元的计算逻辑：
所以，实际赔偿金额是每个视频不到 1.3 万元。如果排除赔偿部分与维权成本，按合作价格算的话每个视频则不到 8000 元。但 Bigger研究所的刊例则是 29 万元：
陈鑫更进一步提到，VFine 批量授权平均价格实际上不超过 800 元。显然，远低于 Bigger研究所提到的“10首歌一两万块钱”：
实际上，发生侵权的并不止 Bigger研究所，但其中一半以上都已经与 VFine 进行了友好协商并和解：
这进一步表明，对于能给出 29 万刊例的 Bigger研究所，800 块似乎并没有视频中所说的那么承受不起。
不难看出，作为内容生产者的 Bigger研究所一方不仅版权意识依旧薄弱，甚至有试图以自己在 C端影响力，将版权交易产业推向大众舆论对立面的倾向。
这也就不难理解，VFine 为何选择继续上诉。
其实，“MCN商用音乐侵权第一案”只是一个缩影，背后折射的是商用音乐正版化正处于困难重重的起步阶段。
正如 VFine 总结的 12 个字：侵权易，维权难；成本高，赔偿低。
以本案为例，其 7000 元的赔偿远远无法覆盖侵权损失与维权成本。爵士音乐人@Posheri 就以一张自己音乐制作设备的配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7000元的赔偿金额放到下面这张图里，就是一粒尘埃。”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悬殊？破局之策又该从何而来？我们不妨以这一纷争作为切入点，聊聊商业音乐版权交易产业的现状与趋势。
公众层面对于音乐版权的感知，更多或许是为了听歌而不得不在多个 App 之间来回切换，但这次纷争的战火却来自另一块市场——同步收入。它通常指将音乐授权给电影、电视节目、广告、游戏、等内容所获得的收入，
从音乐商业模式角度，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将音乐收入构成分为五类：
从 IFPI 发布的 2019 年《全球音乐产业报告》可以看出，这五类收入分布并不平均：
实体、流媒体等占据了大头，同步收入仅占 2%。但与此相对的，是其极大的发展潜力。全年 5.2% 的增长率，与数字收入、表演权收入同处上升态势：
实体收入萎缩不难理解，同步收入为何逐渐呈现缓慢增长态势？
其一，To C 市场逼近天花板；
据艾瑞咨询 2019 年《中国数字音乐商用版权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无论是音乐版权市场规模增速，还是数字音乐平台用户付费收入增速，都呈逐步放缓的势头：
这源于两方面。
一方面，极高的流媒体认知度；
IFPI 去年发布数据显示，中国以 89% 的数据成为了全球流媒体使用率最高的国家；截至去年 8 月，中国网络音乐用户规模已达 5.5 亿。
流媒体作为国内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自然随着人口红利的见顶而失速。
另一方面，流媒体却面临变现困境；
以腾讯音乐为例，其在线音乐移动 MAU 中的 6.54 亿人中，其付费用户人数为 2840 万人，仅占 4%。但这 4%，却花费了高昂版权成本：其 2019 年第二季度营收 58.98 亿元，营收成本就达到了 39.6 亿元。
面对压力，平台只能通过拓宽内容品类来平衡。最终为听歌“白嫖”买单的，其实是直播用户。
依然是腾讯音乐，其在线音乐服务其与社交娱乐服务分别占总营收的 26.4% 和 73.6%，而去年同期这个比例为 28% 和 72%。
C端付费用户的单一模式，已经难以为音乐版权市场注入新活力。
其二，内容消费升级推动版权音乐需求提升
相比 C端收入增长陷入窘境，To B 的生意却是一片坦途。
实际上，B端市场的生意在国内已经足够成熟。最常见的模式是：
版权所有方把版权授权给分发平台，再由分发平台负责把音乐授权给下游 B端客户使用。所有方与分发平台都能从中收取一笔费用。
音乐商用版权在国内可追溯至上世纪末，但 2017 年 VFine 等数字音乐版权交易平台的先后诞生，才正式开启行业商业化进程。
社交平台、长短视频、信息流等推动 UGC/PGC 迎来井喷，背景音乐版权使用需求爆发。作为摆脱流量转化的 2B2C 玩法，版权交易的生意不仅市场潜力巨大，更有可能真正扭转“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局面。
而巨头也已纷纷瞄准 To B 的蓝海。
比如，今年 6 月有媒体报道网易云音乐投资原九天音乐核心团队进军 To B 市场；8 月，腾讯也与维旺迪展开磋商，拟收购环球音乐 10% 股份；此前，TME 新任副总裁及版权管理部负责人潘才俊，创业项目也是音乐解决方案公司。
无论从哪方面看，To B 的音乐版权交易生意已经起了风。
业内对于行业当下有一句经典的判断称之为：“上半身互联网，下半身传统音乐”如何让下半身也改姓互联网，已成为当下的共识。
其实，“MCN商用音乐侵权第一案”中，Bigger研究所提到的版权交易中的诸多难题的确存在，正是数字音乐版权商业化过程的重要趋势：
1.挤干发行体系泡沫
贵，是行业面临的首要难题。
一方面，传统买断制授权的不合理定价；
数据显示，2013-2016 年，音乐分发体系的增速为 100%；2017-2020 年的三年内，增速将则将放缓至30%~50%；而到 2021 年后，增速则将下滑至5%。
这源于当下授权模式主要以 3 年或永久的一次性买断为主。一锤子买卖，意味着版权方往往会尽可能溢价以降低风险。
另一方面，传统交易的信息不对称极易被作为溢价工具；
陈鑫在视频中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一家游戏公司通过国内代理商采购《极乐净土》时被给到了 80 万报价。而 VFine 找到上游版权方，40W 便拿下了全球范围一年授权。
不难看出，导致新模式无法开展的根源在于信任的缺乏。
淘宝早期增长乏力，支付宝诞生才迎来爆发。对于音乐版权交易而言，亦需要第三方，通过针对性定制合作模式，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信任不足导致的多余成本。
比如，通过点击效果计费、利益分层等模式，V.Fine 已经实现了简单便宜的商业音乐正版化，其与腾讯广告、京东、百度、字节跳动、快手都已经成为长期合作伙伴；而类似二更、凯叔讲故事等 Bigger研究所的同行，也与其合作了 2 年之久：
2.“去中心化”重构收益分配
有个段子是：音乐人贷款被拒，因为“职业音乐人还款能力差”，并不是空穴来风。
《音乐人生存现况与版权认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74.59% 的音乐人在数字音乐平台自发行音乐以来没有得到过版税；制作人张亚东也曾提到：平台是跟唱片公司谈的打包，唱片公司和个人结算是另外一回事。
结算不合理至少还有收益，维权难更是难以跨过的坎。
哪怕 8 年前已经与虾米打过一次版权仗，“南京市民李先生”去年也不得不借微博炮轰哇唧唧哇娱乐制作的《明日之子》节目未经授权改编了《天空之城》。
很多音乐人都曾有过作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使用，但维权诉求被强势的传媒集团、电视台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的遭遇。
数字音乐的崛起并没有为原创音乐人带来市场红利。
这源于数字化重构了音乐消费方式，却并未重构其产业链。手握版权的唱片公司分得大头，流媒体平台拿小头，音乐人则几乎忽略不计。
但随着数字音乐商用版权的推动，“去中心化”正成为趋势。
比如，Spotify 去年 9 月便公布了一项决定，即音乐人可以直接上传歌曲到平台。这意味着，音乐人可以不再被唱片公司“赚差价”而直接与平台分成。
去年俄罗斯世界杯旗舰，VFine 通过对市场提前分析，号召平台音乐人制作、上传相关主题的音乐，并在站内给予相应的运营支持，最终取得了三赢的局面。
3.打通上下游的平台化分发
事实上，无论是发行体系还是价值链的重构，终极的答案便是版权分发的平台化。
“天天动听”便曾更名为“阿里星球”，通过粉丝游乐、在线音乐、幕后英雄、大牌直播四大板块，支撑其从流媒体向综合性音乐社区的转型。
幕后英雄定位于撮合词曲创作人、场地方、演出方、制作方，涵盖词曲创作、音乐制作、企宣推广、演出服务、看演出、去k歌、买周边甚至音乐人作品竞价交易业务
彼时的阿里星球称得上版权分发平台化的先行者。
其音乐版权的 To C 变现实际上依赖于粉丝经济，但阿里星球却在中上游缺乏布局。版权大战一旦开打，用户自然选择用脚投票。
换言之，版权 To C 的市场最终只会走入“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困局。
即便是版权 To B 市场也因为没有平台化而乱象丛生。
上游音乐人与唱片公司各自授权、交叉授权并不鲜见；中游的版权分发平台，则经常把热单与“口水歌”打包；而版权监督机构更是既做运动员参与分发获利，也做裁判员监督分发与付费；
产业链各环节的割裂导致了沟通、交易成本被推高。而解决之策便在于通过对上游资源的整合，搭建透明、公开的体系化版权交易与监控平台。
以 V.Fine 为例，通过一只手整合音乐版权，打通上下游的交易渠道；另一只手研发音频指纹等技术监测全网盗用情况，督促商用音乐正版化；
才最终通过线上 3~5 分钟就找到合适的音乐并完成购买的高效交易模式，与大量机构及品牌合作推动了商用版权音乐的体系化和标准化。
最后
以“MCN商用音乐侵权第一案”为角度简单梳理了商用音乐版权交易产业，不难看出这门生意其实与一年前 BAT 纷纷宣布向 B 端调转船头面临着相似的境遇
而从腾讯、百度等以不惜价格战与巨额投入帮助企业上云，也就不能拿理解为何 VFine 直言“做公益”也要继续上诉并提供免费版权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