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深圳及深莞惠地区的高科技产业主要是ICT产业（占到80%以上的比重），而ICT制造产业链在全球的产业转移，环保政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篇探讨环保政策对深圳地区创新网络的影响。

众所周知，ICT产业链中的诸多核心的零部件、元器件，无论是芯片，还是面板，还是它们的上游比如PCB（印刷线路板）产业，其生产过程都是高耗能、高耗水，且会产生各种对空气、水等的污染物。当一个地区经济成长之后，逐步就会提高对环保的认知，ICT制造环节因此被迫不断迁徙到对相关污染相对更宽容的地区。

而深圳就是从最初对此类污染相对宽容，到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要求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也是逼着深圳ICT产业不断升级（同时将污染环节不断外移到其它地区）的过程。深圳不过是重复了硅谷、台湾的路径而已。

一

在《硅谷密码》一书中有一小节题为“灰谷”，描述了硅谷的污染状况，以及环保政策迫使硅谷将制造环节转移向亚洲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公众已经逐步了解硅谷这个被隐藏的存在。当时有新闻爆出，剧毒的化学物质已经渗入仙童半导体公司位于圣何塞洛斯帕索斯工人街区的制造厂下方的排水管中。…硅谷的高科技宣传者们一直在鼓吹这一行业‘清洁与无烟’的优点，而有毒的地下水与他们所宣称的并不符合。”

“从生产微芯片所需的化学浸泡到所有计算机设备内部都存在的有毒金属，硅谷从一开始就进行着污染极其严重的生产。…EPA最终将硅谷中的23个地区指定为污染异常严重的超级基金治理地区，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中一大片充满田园风光的研究园。”

“糟糕的公众形象使帕洛阿尔托这样的城市开始实行严格的环境法规。于是高科技公司开始寻找其他地方来生产它们的产品。有的公司选择了当地的备选方案，象征性地向东迁移，来到了海湾另一侧地价便宜的平原上，那里是公认的工业区，土壤与水早已被炼油厂、盐池、汽车组装厂、化工厂污染。…而在需要目光敏锐的监督人员和精细的操作技术的岗位上，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将公司迁至海外来削减成本。”

“现在美国的高科技生产已经从新加坡与台湾扩散到了中国南方与印度，那里正开始的经济自由化与私有化为外国公司创造了巨大的新机遇。这些工厂通常被急切甚至唯利是图的分包商所拥有并经营，这使得高科技品牌的实际生产活动进一步远离了湾区的阳光。…在亚洲劳动力市场的诱惑下，把高污染的高科技制造业转移到看不见的远方极其容易。

《硅谷密码》只是笼统地说了美国IT制造业溢出到亚洲的情形，事实上，这些制造业在后来的30年里循了“美国-日本-台湾及韩国-中国大陆”的迁徙路径，最终将上述地区联结为一个具全球性的价值链网络。而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大陆其中一个主要的落脚点之一。

这样一个迁徙过程，每离开一个地方，并非连根拔起，而在在当地留下一个具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基础，并支撑起若干个IT巨头，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而将劳动密集型的、高污染的环节继续向低成本的地方转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全球IT产业的总规模也越来越大，产业也循着家电-电脑-智能手机-智能网联汽车这样一个顺序不断延伸，这也是IT产业总体规模扩大的原因之一，此外也有市场普及的因素。我也一再强调，这就是深圳成为全国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核心秘密之一。

这个不断迁徙过程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一个途经国和地区，在产业发展成熟之后必然会提升其竞争力和技术含量，而当地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在经济发展之后也往往提升，最后迫使当地环保政策对高污染产业的容忍度降低，于是污染环节只必然外溢到为了自己经济增长而降低提高环保容忍度的地区。他们已经看到了前路的国家和地区的整个过程，并且抱着同样可以产业升级的愿望，因而愿意付出环境代价。

可以跳过代价吗？一路走来似乎定律是：不可以。

后面的部分，我将分三节，简单介绍深圳过去40年的环保政策（以国家的环保政策演进为背景），并以ICT产业链中污染最严重的PCB产业为例，叙述其迁徙到深圳并逐步迁出（正在进行中）的过程，以及在深莞地区PCB产业最集聚的茅洲河流域，两市治理流域污染的情形。

二

按照董战峰、杜艳春、陈晓丹、程翠云等人在《深圳生态环境保护40年历程及实践经验》一文的描述，可以将这40年划分为4个阶段：

一是1980—1992年，属奠基起步、建章立制阶段。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速度远超出预料。由于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环境管理与审批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建设项目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就兴建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一大批规模较大的电力、建材等项目建成投产，工业废气排放爆发式增加，氮氧化物、降尘、酸雨等污染加剧。

相继成立市级环保局、各区级环保局、各主要工业区和企业集团环保机构、各种社会性的环保组织，逐渐形成覆盖市、区、镇（街道办事处）、企业的多层次的环境管理网络。

逐步确立了以《深圳市环境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为主的基础性法规制度，同时，1985—1988年完成的《深圳特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规划》是深圳市第一部区域性环境规划，也是全国较早的规划之一。

不断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先后建成蛇口污水处理厂、滨河水质净化厂和全国首个垃圾焚烧厂等环保基础设施。

二是1993-2000年，属局部创新、全面推进阶段。

1992年获得特区立法权后，至2000年先后制定颁布地方性环保法规6部、政府规章6项、规范性文件61件，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环保法规体系。

1994年9月16日通过《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成为全市环境保护的综合性基本法规。国家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但该法主要是确定部门环境执法权力，规定企业的环境守法义务，对政府的责任和公众的权利，则多停留于原则性规定。《条例》则根据政府、企业和公众三类法律主体，围绕各自的环保职责、权利和义务，设计具针对性的法规制度和措施，比如首创按日计罚、查封扣押制度，后被国家立法吸收；首次将排污许可证“一证式”管理纳入法例。

1994年12月26日通过《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是在全国具有创新性的法规，最大的亮点是规定市政府对重要饮用水源地划定一级、二级和准保护区。

1997年2月26日通过《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

1999年11月22日通过《深圳经济特区防止海域污染条例》。在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和船舶修造、保养、作业等方面强化了管理制度，规定了船舶在辖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标准，还明确了船长在防污方面的责任，规定排污处理不合格的船只不允许进港，同时加大了处罚力度，罚款额度由原来的10万元提高到50万元。这是我国防治海洋污染的首部地方立法。

1999年8月5日，市政府通过《深圳济特区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

此外率先探索实施土地、水等资源的有偿使用，相继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出让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水资源管理条例》《深圳市水资源费收取办法》等制度文件。

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这期间，共建成6座城市污水处理厂、3个垃圾填埋场和2座垃圾焚烧厂，截至2000年全市工业废水处理率达到99.9%，排放达标率达97.80%，工业废气处理率达98.9%。1997年荣获全国首批“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三是2001-2011年的“综合调控、转型跨越”阶段。

开始以“生态立市”战略推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2006年发布了首个生态市建设整体规划——《深圳生态市建设规划》，2007年以市委市政府1号文件印发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市的决定》对建设生态市做出了战略部署，2008年率先制定出台了《深圳生态文明建设行动纲领（2008—2010）》，2011年发布了《关于加强深圳市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方案》。着力推动产业循环低碳绿色发展，2009年与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签署了《关于共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合作框架协议》。

2005年，建立了“基本生态控制线”制度，颁布《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明确了深圳城市建设的生态底线，控制保护范围近深圳市域总面积的50%。此后又颁发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优化调整方案（2013）》，对基本生态控制线做出进一步明确规定。目前，深圳市将超过20%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开展“铁线保护”。

2009年制定《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

在此阶段开始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是全国首批8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之一。成立了治污保洁办公室，实施污染减排年度控制，基本关停或外迁了全部的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建立危险废物大户档案管理制度。

2009年组建了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开展党政领导干部环保实绩考核，修订了《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这一阶段，荣获“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称号，被原环境保护部批准为首批生态文明试点地区。

四是2012年至今的系统改革、优化发展阶段。

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深圳的决定》《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0）》《深圳市生态文明行动计划》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在全国率先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制度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制定“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生态环保责任清单；全面实施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提升行动计划；组建“环保警察”，实施最严监管执法、网格化监管，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利剑”系列执法行动，构建形成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民事和刑事“三位一体”的责任追究体系；力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保主任以及违法企业道歉承诺等制度，开展全市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更加重视公共参与作用，全面完善市场机制，实施补贴、补偿、交易、金融等环境经济政策。这一阶段，成为全国首个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成员城市和首批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2013年，作为国家首个碳交易试点城市，在全国率先启动碳交易工作，建立排污权交易信息系统和配套政策，先于广东省两年启动主要污染物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设和运行。2015年，全面启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自2014年起，市财政连续5年每年集中5亿元，设立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2015年之后推进实施超常规、大规模水环境治理。全面建立并落实河长制，市委主要领导担任污染防治攻坚战总指挥部第一总指挥、市总河长，将治水作为“一号民生工程”和“一把手工程”。全市“十三五”累计投入水污染治理经费1212亿元，完成河流整治长度522.49km，新增污水管网6274.6km，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68.8万t/d，新增水质净化厂污泥处理能力4435t/d（含水率80%）。

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深圳的环保政策过去40年里有一个从宽松到趋紧的过程，大量重污染传统产业（如皮革、化工、印染、传统电池等）逐步被排挤出深圳，因此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生态环境保护质量，深圳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点无庸置疑。从深圳市民的观感来说，2008年之后，深圳的空气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雾霾天气越来越少，海域和许多河流的水质得到了改善。

但仅从官方角度的制度建设甚至立法角度来观察深圳的环保政策，其实是远远不能看到真实状态的。因为建章立制、立法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执法，是环保监督与处罚，是建立全面的污染物处理系统。

而且，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必须给一些重要产业（比如ICT产业链）留出一定的环境冗余，允许其在本地生存。

所以倘若我们看过去40年，特别是2000年之后这20年的过程来看，深圳，乃至全国的环保政策，都呈现出某种执法的特点。这种往往是由国家层面亲自指导，对地方政府形成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严厉措施，往往对经济和产业造成直接的影响。

三

我们可以把PCB产业作为一个观察的切入口。

PCB是印刷电路板(即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简称，是组装电子零件用的基板，主要功能是使各种电子零组件形成预定电路的连接，起中继传输的作用，是电子产品的关键电子互连件，有“电子产品之母”之称。印刷电路板作为电子零件装载的基板和关键互连件，任何电子设备或产品均需配备。其下游产业涵盖一般消费性电子产品、信息、通讯、医疗，甚至航天科技产品等领域。

按层数来分，PCB分为单面板(SSB)、双面板(DSB)和多层板(MLB)；按柔软度来分，PCB分为刚性印刷电路板(RPC)和柔性印刷电路板(FPC)。业界一般按照上述PCB产品的基本分类，将PCB产业细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常规多层板、柔性板、HDI(高密度烧结)板、封装基板等六个主要细分产业。

PCB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覆铜板（CCL）、半固化片（PP）、铜箔、铜球、金盐、油墨、干膜等材料。通常来讲，PCB成本构成中覆铜板占37%左右、半固化片13%、金盐8%、铜箔铜球5%，人力成本占比也相对较高约11%左右，不同种类产品原材料占比略有调整。根据覆铜板板材薄厚不同，其成本构成中玻纤布占成本的25%~40%，树脂成本占比25%~30%，铜箔占比30%~50%。

从上述材料构成即可知，PCB产业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重金属废水及有毒气体。故虽然其并不像造纸、印染、皮革、冶金等产业那样属于重度污染行业——中国政府2007年发布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中国RoHS)，并未将PCB列入重污染行业，但作为相对耗水、耗能产业及存在废水、废液、固体废弃物排放，PCB工业仍是环保部重点监测的行业之一——但在整个ICT产业链中，其与电镀产业却是污染最严重的环节之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家电、电脑、手机、通信等不同电子产品层出不穷，不断驱动着电子行业持续攀升发展。PCB作为电子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四升四落，历经四段行业周期，每一周期都由创新要素驱动行业攀升、缓增直至衰退，继而新的要素出现，推动行业进入下一循环周期。

第一阶段：1980年至1990年，是PCB行业的快速起步期，家用电器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第一次驱动了PCB行业的蓬勃发展。直到1991-1992年，随着传统家电增长触顶，以及日本经济的衰退，全球PCB产值累计下滑10%左右。

第二阶段：1993年至2000年，是PCB行业的持续增长期，主要受台式机的普及和互联网浪潮的驱动，新技术HDI、FPC等推动全球PCB市场规模持续增长，PCB行业整体复合增长率达10.57%。2001-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全球经济紧缩，下游电子终端需求放缓，PCB行业需求遭受打击，其产量连续两年累计下滑25%左右。

第三阶段：2003年至2008年，PCB行业保持持续增长（CAGR=7.73%）。这主要受益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下游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新兴电子产品需求的增加，激发了通信和消费电子对PCB行业的刺激作用。然而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PCB行业良好的增长态势，2009年PCB行业经历寒冬，总产值下降约15%。

第四阶段：2010年至2014年，PCB行业呈现小幅波动增长的态势（CAGR=2.29%），主要受益于全球经济逐步恢复，以及下游各类智能终端产品的驱动，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需求减缓，2015-2016年，行业总产值出现小幅滑落，累计值-5.62%。

从2017年开始，随着5G、云计算、智能汽车等新的结构性增长热点的出现，PCB行业有望迎来新的增长驱动，迈入行业周期发展的第五阶段。

在PCB产业历史上，历经了三次地区性繁荣和两次地区性（正在进行第三次）转移，都会在其主力承接区域出现多个百亿级的企业，这个繁荣期往往会持续十年（所谓“黄金十年”）。如同前述IT产业在全球转移扩散的情形，过去30多年PCB产业转移路径同样是：美国（1990年代达到顶峰）-日本（2000年代达顶峰）-台湾（2010年代顶峰）-大陆（仍在从中低端向高端爬坡）。

如前所述，由于PCB产业是整个IT产业链条中污染最严重的环节之一，所以在IT制造业从美国向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转移扩散时，最先转移的往往就是PCB产业。

2000年时，美国PCB产值占全球的约26%，欧洲占16%，日本占28%，这三个地区合占70%：到2017年，美国PCB产值约占5%，欧洲占3%，日本占9%，这三个地区合占17%。由此可见到美国、欧洲、日本逐步退出PCB产业特别是中低端部分的明显过程。

1970年代末，台湾开始承接美国、日本的IT制造业转移，在台湾建立科学园区。新竹科学工业园于1976年开始筹建，到1980年建成。迄今为止，台湾已建立了新竹科学园区（共1470公顷）、中部科学园区（共1485公顷）、南部科学园区（共1964公顷）三大核心园区计有17个基地（共计有5171公顷），完整的科技产业链条。其中“竹科”包括新竹、竹南、龙潭、新竹生医园、铜锣、宜兰6个园区，2020年营业额12439亿新台币，包括集成电路8910亿新台币，光电产业1171亿，电脑及周边1186亿，通讯543亿，精密机械396亿，生物技术146亿；“中科”包括台中、后里、虎尾、中兴、二林5个园区，2020年营业额9360亿新台币，包括集成电路7493亿，光电1493亿，电脑及周边33亿，通讯1.86亿，精密机械242亿，生技29亿；“南科”包括台南、高雄、桥头三个园区，2020年营业额8477亿新台币，包括集成电路5466亿，光电2123亿，电脑及周边221.5亿，通讯127亿，精密机械386亿。

虽然三大园区群皆涉猎集成电路、光电、电脑及周边、通讯等产业，但基本形成了“北芯片（集成电路）南面板（光电）”的格局，而PCB作为IT产业的核心电子元件，也在桃园形成集聚。

中国大陆PCB产业的建立，基本上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始兴于香港、台湾此一产业向大陆转移，之后大陆业者不断进行进口替代、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结果。

中国于1979年开放后，从1980年代中期，港资PCB产业开始投资大陆。1984年第一家港资皆利士电子在中山设厂，开PCB产业向大陆转移先河。香港电子工业主要转移方向在广东珠三角地区。

1990年代中期，看到了港资PCB产业成功转向大陆并获得大发展之后，台资PCB产业已开始在大陆建厂，主要在广东和江苏。事实上这是台湾IT产业投资大陆的先头部队。1990年代后期，大陆已有几十家台资PCB企业。

到2002年，大陆前10大PCB企业中，台湾和香港资本各4家，美资企业2家；前30大中，则有台资19家，港资5家，美资2家，日台合资2家，日资1家。由此可见，不仅仅是港台PCB产业向大陆转移，就连残余的美、日资PCB产业也在向大陆转移。

2002到2012年，是外资特别是台资PCB产业大举进入大陆的十年，到2013年，台资PCB企业落脚大陆至少超过200家，而当年中国PCB产业的年产值中至少有7成来自台商的贡献。台资PCB厂家家拥有上百万平方米的月产能且年年扩产，让产业长期处在供给过剩的危机中，但也因新产能不断开出，提供台商在营收上年年大跃进的动力。也正是这一转移扩散，使得台湾PCB产业自2006年起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并保持了所谓“黄金十年”的繁荣期，同时带动大陆PCB产业从幼小到逐步发展提升。

台湾加大陆这两个地区的合计产值占全球之比从2000年的19%到2017年65%（外资厂在中国设厂的产出也计算在中国大陆的整体产值中），大陆本土厂商的产值占比也从2000年的不到5%提升到2017年的超过20%。

《2021年版中国印制电路生产厂商指南》的数据显示，全球PCB制造工厂数有1250家，若以公司数计算估计约有1150家（再减去外资与台资集团公司约50家，则约有1100家），那么中国拥有全球PCB制造公司数和PCB制造工厂数都约占50%。无疑，中国大陆是全球PCB制造企业最多的国家或地区。

中国（大陆内资与港资）进入全球年销售亿美元的顶级PCB制造公司排行榜（百强榜），2021年度上榜的中国大陆企业39家，占比近四成，台湾地区企业23家，占比超过二成；日本企业19家，约占整体二成；韩国企业12家，占整体约一成多；其余国家及地区企业总计7家，占比不到一成。

2021年，全球PCB市场在手机、个人电脑、汽车电子等领域带动下，规模达到了804.49亿美元，增长23.35%，其中中国大陆（含外资）产值442亿美元，占比达55%。当然这其中包含了台资和外资在大陆设厂的贡献。如果从产权角度统计，台资仍是全球最大的PCB产业集群。据TPCA统计，到2022年，台资PCB生产仍以大陆为主，比重为59.7％，但是已连续多季下滑，第二大生产基地在台湾，约占37.8％，呈现连续攀升。

从总量上看，目前“中国大陆+台湾”已经是全球最大的PCB生产基地，但是从结构上看，中国大陆承接的主要还是中低端产值，高端产值上依然显著低于外资企业。国产替代是拾级而上的过程，就现状而言，内资PCB企业主要还是赚第二级阶梯——多层板市场的钱，此后将逐渐面临向三级（高端FPC、高端HDI）、四级阶梯（载板）过度的过程。从产品细分来看，多层板占比我国PCB产品的47.6%，HDI版占比16.6%，单双面板占比15.5%，柔性版占比15%，封装基板占比5.3%。

笔者查阅到的2017年数据，细分市场中，多层板产值，目前美日欧韩等大陆及台湾以外的地区合计占比约48%，台湾占比31%，大陆占比约21%。国内多层板领域生产水平达到国际领先的大陆厂商包括，深南、沪电、依顿、胜宏、景旺、崇达等，这些厂商已经成功进入戴尔、惠普、华为等核心供应链，无论是技术还是产能都在赶超外资和台湾厂。

FPC和刚挠结合板产值，美日欧韩等大陆及台湾以外的地区占比约63%，台湾占22%，中国大陆占15%。

HDI产值，日美欧韩等大陆及台湾以外的地区占比约53%，台湾占比38%，大陆占比9%，其中臻鼎、奥特斯、TTM、欣兴、华通等厂商产品较为领先，主要是给高端智能手机供货。大陆厂商中，超声电子、方正科技、依利安达（建滔旗下）等也具备生产HDI产品的能力，但尚无法进入到高端智能手机供应链。

封装载板产值，日美欧韩等大陆及台湾以外的地区占比约60%，我国台湾占比38%，大陆占比2%。封装载板是目前技术含量最高的PCB品种之一，日本、韩国及部分台湾厂商占领技术至高点，国内仅深南电路实现大规模量产。

从2017年到2022年这5年时间，大陆企业在迅速提升自己的全球市场份额，并且逐步从中低端技术水平向中高攀爬。

前述台资PCB产业中，近年大陆生产占比在下降，而台湾生产占比在提升，原因主要就是，台湾PCB总产值中，硬板的占比逐渐下滑，从2008年的95%下降到2017年的74%；软板占比逐渐提升，从2008年的5%提升到2017年26%。而台资中低端的硬板主要以大陆为生产基地，而台湾则为其相对高端的载板主要生产基地。

说回深圳。

深圳和东莞地区是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外资PCB企业在大陆投资的重点城市之一，包括台资鑫华宝讯、柏拉图电子（属欣兴电子）、雅新电子东莞、欣兴电子、欣强线路板，港资的至卓飞高、红板电路、恩达、生益电子、美维集团东、世纪电路，以及日资的紫翔电子、日东电工、COSMO电子、旗利得电子、大昌微细线路等都在深莞地区设厂。

2007年中国PCB产业（包括内外资）以1000亿元的产值居全球第一，占全球28%，这其中深圳地区企业约800多家，相关配套和材料企业约500家，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产值超过330亿元，占全国30%左右。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茅洲河流域，由于在两市皆属于远离中心城区的边缘地带，遂成为两市摆放PCB产业的主要基地。这也是造成茅洲河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PCB产业污染严重，所以到2008年，深圳市境内茅洲河、深圳河、龙岗河等8条河流均受到严重污染。环境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深圳市90%河流受到严重污染，主要河流中下游水质均属于劣V类，达不到规定的地表水功能要求。以PCB板行业为代表的电子设备生产及制造业是重金属的主要污染来源，也是工业COD排放大户。据2010年发布的污染源普查公报，其所属大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COD排放2623.70吨，是深圳工业COD排放量最大的行业，被纳入推行“重点污染行业优化升级”政策的目标行业。由于大部分PCB厂商位于茅洲河流域(其中77%为小规模企业，仅6%为大型企业，比如鹏鼎科技就位于松岗的茅洲河南岸边)，造成该流域水体严重污染。据2007年综合污染指数显示，深圳市境内8条河流中污染均值最高的河流即为茅洲河。

2007-2009年，在全国刮起环保风暴的大背景下，深圳也开始针对PCB产业进行各种环保督查和限制发展。这是深圳PCB产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环保风暴，之后2018-2019年，又有第二次环保风暴。这两次环保风暴对PCB产业的影响至大，迫使深圳PCB业者迁出深圳或者异地扩产。这也正是本文前述的，环境立法和环保政策的宣示，远没有环保执法行动（运动）对产业的影响更为重要。

在2007-2009环保风暴中，深圳要求在2009年底，行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40%，废水重复利用率超过60%。为此深圳开始对电镀和印制电路板企业污染防治进行绩效评估，确定电镀和印制电路板企业的减排指标和期限。对评估结果不合格的企业，不予通过排污许可证年审，将责令其限期治理，逾期仍不能达到要求的企业，将依法责令其限期停业或关闭。其实从2005-2007年起，深圳部分流域进行环保限批，明令不再给PCB企业发放新的环保批文，利用这一手段切断线路板企业在深圳扩产的念想。

2008-2010年，仅珠三角地区的PCB企业，选择外迁或将生产基地向广东两翼和内陆地区迁移的就有一百多家。PCB产业从珠三角出走成为行业共识。

据深圳PCB业者叙述，从2007年起，深圳市政府已经于那些有污染事实的企业，会毫不留情地关停或重罚，存在污染隐患的企业，也会经常去“管理”，环保部门一天到晚的围着企业转，达不了标就限期整改。据说为了确保企业排水达标，深圳环保部门曾经根据企业每天允许的排水量设置其排水管道的直径，企业即使想多排水也无法实现。

严格的环保政策导致PCB企业大都选择保留深圳现有产能，而将扩产放到内地。深圳永捷电子跟随其上游企业建滔集团迁韶关。深圳崇达迁江门，金百泽迁惠州和西安，五洲电路迁梅州和江西龙南，深联电路在赣州设厂，景旺电子在龙川设厂。博敏电子、奥士康、苏菲克等，也纷纷迁出。富士康搬迁也让许多PCB企业下决心跟着走。

但由于深圳的产业链完整性，和深圳相对优质的营商环境，企业大都希望与深圳形成“前店后厂”模式。

虽然在深圳地区PCB产业不再是香饽饽，反而成了政府眼中的包袱、拖累，必欲驱赶之而后快，但中国内地却仍然极其欢迎它们的到来，出台各种政策招引珠三角、长三角PCB产业迁移或投资扩产。

比如，深圳超远精密电子在深圳饱受环保困扰，外迁到安徽铜陵，铜陵是全国第一个承诺把PCB环保责任归为PCB产业园区做的事，所以PCB企业不用自己单独做污水处理，制程产生的废水通过管道排到园区统一的污水处理厂。开发区投资2亿建成日处理能力2万吨污水处理厂。

2018年，大陆官方环保单位祭出新一轮的污染排放管制规范，针对华南珠三角地区及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区进行严格稽查，作为高污染生产族群的PCB产业首当其冲，尤其是大陆本地中小厂商，在缺乏足够资本投入环保措施的情况下，纷纷关门大吉。即便是一些大型厂商，也不幸被波及。2018年9月，铜箔基板大厂港资建滔集团旗下的老牌PCB厂深圳达信，便以难以承担环保政策带来的巨大成本为由，宣布关厂，深圳达信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产能都已经可以算是大型的厂商，可见环保政策的严峻。

有意思的是，在2018-2021年这一波环保风暴中，中国内地的一些省份反而表现得较长三角、珠三角更为激进，对PCB产业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关停措施，如2021年12月，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四地发布文件推进铁腕治理污染，祭出限产或停产方式。反而深圳、苏州这些ICT产业基地，由于环保政策已经常态化，并且会为了保证产业链的稳定运行，而对PCB产业采取积极稳妥的做法。由此形成了环保政策的倒挂。即便是在珠三角内部，据说东莞市的环保政策就比深圳更为激进。

在经历两次大规模的环保风暴之后，深圳仍然是中国重要的PCB产业基地之一，特别是中国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包括高端的IC基板，高精密HDI线路板。

台资深圳鹏鼎控股（富士康子公司）自2017年以来稳居全球最大PCB企业，2021年总营收达333亿元人民币。在去年全国10大PCB企业中，深圳占居4席，除鹏鼎外，还有深南电路（内资，2021年营收138亿）、联能科技（台资欣兴电子子公司）、景旺电子（内资，2021年营收95.3亿）。

根据深圳市线路板行业协会的数据，2021年深圳市亿元以上PCB企业的总营收，为1170亿元人民币。倘若按照前述中国大陆PCB产业共442亿美元这个数据，则深圳所占比仍高达1/3。考虑到1170亿这个数据包括了所有深圳PCB企业在全国或全球工厂的总额，深圳本地的PCB产业产值数据，应该低于100亿美元，在全国占比估计在10-15%之间。

四

最后一部分，以茅洲河流域的污染治理为例，管中窥深圳环保政策之一豹。

茅洲河是深莞边界地区的一条珠江支流，干流长41.69公里，干支流共有55条河道，流域面积388平方公里，流域横跨深圳、东莞两市，其中深圳侧流域面积311平方公里。其下游11.9公里为深莞界河（又称东宝河）。

如前所述，由于茅洲河是深莞边界地区，在两市均为远离中心区的边缘地带，所以1990年代起，两市均将ICT产业链中污染最严重的PCB、电镀等产业摆放在该流域。实为邻避效应之一例也。

也正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茅洲河流域进入了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到2008年前后，流域内已生活着近400万人口，有5万多家工业企业分布。

2007年深圳市对全市进行工业污染排查，其中重金属污染主要是深圳河、茅洲河流域。前者主要是福田区，重金属污染占全市的超过50%，当时某电子及通讯设备企业的六价铬和铅的排放量比较大，占全市的46.4%。而茅洲河流域则主要是电镀产业和PCB产业排污所导致。

当时茅洲河已成为广东省污染最严重的“墨汁河”—流域内55条干支流全部为劣Ⅴ类，其中40条黑臭，可谓“有水皆污、有河皆黑”。

早在2007年，在广东省水利厅协调下，深莞两市签署联合整治茅洲河备忘录。但由于两市责任不清，所以2007-2009年这波环保风暴，茅洲河流域污染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观，且这一阶段整治茅洲河的工作重心放在了防洪等水利方面。

到2013年，广东省排查的数据，茅洲河沿岸有2.2万家工业企业，纳入市区两级监管的重污染企业250家（深圳235，东莞15），2013年日排污水100万吨，其中工业污水8万吨，其它是生活污水。当时茅洲河流域深圳侧共有三个污水处理厂（沙井、燕川、光明），污水日处理能力60万吨，仅为排放量的6成，实际处理量仅为53.8%，其中深圳侧为45.1%。

2013年，茅洲河纳入国家环保部督办的十大环境案之一，广东省将之排在全省第一环保大案，才导致深莞两市下决心治理茅洲河流域污染，而真正的大规模行动展开，要到2016年，其时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牵头，深莞搭建了“省生态环境厅+深圳市、东莞市+宝安区、光明区、长安镇”的茅洲河综合整治“1+2+3”工作框架，建立联动治理制度。

2017年7月，深圳市水务局发布《茅洲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其中涉及到水环境治理的措施主要包括：

1，污水管网建设。其中污水干管269公里，总投资20.6亿元，在2017年已全部建成；支管2273公里，总投资需116亿元，当时已建成161公里。

2，污水处理厂建设。截止2016年8月，深圳流域内污水集中处理规模达55万吨/天，已建成运行4座，包括沙井厂（15万吨/天）、松岗水质净化厂（15万吨/天）、光明厂（15万吨/天）、公明厂（10万吨/天）。计划到2020年扩建污水厂4座，总处理能力达120万吨/天。

3，沿河截污系统。2016年已完成沿河截污系统主要集中在茅洲河干流洋涌水闸及其上游处，左右岸合计，总长约45公里。计划全流域建立截污系统，总长232公里。

4，清淤，计划到2020年完成517.8万立方米。

5，面源污染防治。规划在流域内雨水入河排放口处设置旋流沉砂和雨水过滤系统，共计789处。

此外还有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文化景观体系等。规划的目标是一、三、五、八，一年初见成效，三年消除黑臭，五年基本达标，八年让碧水蓝天成为城市名片。

在2017年之前多年里，深圳市投入茅洲河治理的资金已高达212亿元。之后深圳市投入这一事业的资金超过500亿元。成本不可谓不高昂。

这其中包括江碧环境生态产业园。

2008年，深圳市决定在松岗街道建设西部电镀线路板产业基地，规划面积3.28平方公里，并配套建设13.68万平米行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基地由宝安区政府筹建，位于松岗碧头第一工业区和江边工业区，示范园由市环保局负责筹建，位于江边社区犁头嘴。

由于这一计划进展并不顺利，2016年，宝安区将其调整为“江碧环境生态产业园”项目，规划占地面积1.39平方公里，计划将宝安区既有的电镀、线路板企业299家（约占全市73％，废水许可排放总量约8万吨/日，占宝安区许可排放总量约60％）的大部分集中入园，集聚发展。

按宝安区政府的计划，江碧环境生态产业园分三期建设：一期是环保科技创新产业园，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投资7亿元；二期、三期为改造区，占地面积100.43万平方米；此外江碧环境生态产业园还包含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的宝安环境治理技术应用示范基地。江碧环境生态产业园将提供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60万-200万平方米，整个园区总入驻企业265家，入园企业产生的污水统一排入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处理。

2021年7月，首批20家企业入驻江碧产业园。不过到现在为止，江碧一期工程尚未完成全部建设。从2008年到现在，已过去14年。

无论如何，到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时，广东省已对外宣称，茅洲河流域水环境实现整体性、根本性、历史性转好，其成就包括：四年补齐40年的水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十三五”期间，茅洲河流域累计新建污水管网2053公里，完成小区、城中村正本清源改造2628个，涉及500万户家庭，新增污水处理能力81万吨/日，出水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Ⅳ类；深圳侧的40个黑臭水体和304个小微黑臭水体全部消除黑臭，深圳侧24条一级支流均达地表水Ⅴ类；“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水生态环境逐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