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列第13篇《从蛇口基因到深圳大学》一文中，我曾写到深圳大学创办之初的探索。本篇进一步探讨深圳发展高等教育的来龙去脉，及其过程中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演化。大学角色的变迁对地区创新网络意味着什么。

2020年7月，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深圳高等教育大爆炸》，本文在该文的基础之上改写而成，作为本系列必不可少的一篇。

“卖掉裤子也要办大学”：视大学为城市文化的源泉、知识创新之中心

1984年，特区初创，虽然当时市财政收入每年仅1亿多元，深圳市政府却毅然计划拨款1亿元（最初说拨款5000万，实际上花了1个亿）建设深大。

按照梁湘当时对张维所说的：“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

梁湘此语，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当特区初创之时，人才实在是太缺了，令梁有切肤之痛。

多种梁湘传记或有关回忆都提到当时人才匮乏的状况：“梁湘主政深圳之初，所拥有的将相兵马才仅有2000余人，宝安县仅1名工程师。梁湘让当时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刘波上广州弄几百人来，但没人愿意来。之后深圳筑巢引凤，出台七条优惠政策。希望通过住房、工资、户口等方面的优惠笼络人才。以刘波开道的“招贤团”上北京，走上海历时数十天，跑遍全国12个大城市，四处出击，所到之处采取在当地媒体发布招聘公告。”

所以梁湘在论及深圳大学的办学方针时才会说：“主要是为特区建设服务，为特区内培训各类专业人才。”“深大是特区培养人才的基地，不抓教育，人才，特区就无法前进和搞下去。”

但是罗征启不满足于这一点。罗征启说：我同意一个纽约大学校长C·V·纽萨（Carrole·V.Newsom）说的：‘大学的精神是建基在给人一个一起思考的地方’这唯一的一点上，……在一起思考是一个相互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我们的心智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事实上，1980年代的深大，确实践行了这个理念。使得当时的深大，完全迥异于当时中国所有的大学，而且在国内迅速崛起，成为大学改革的风暴眼。但1980年代末深大遇到重大挫折，之后的近十年间，深圳办大学的热情明显低落。大学似乎成了烫手的山芋。而1990年代末深圳重新开始高涨办大学的热情之时，深大的阴影一直驱之不散，所以深圳一直偏重发展大学中的理工科，或者创办理工科大学，尤其是工科大学，而抑制大学内的人文社科发展。

罗征启所主张的大学精神，特别重视大学在城市文化中的创新和启发作用，因此也必然重视大学的开放性，使大学与城市融为一体。这一点也在后来的办大学热情中被消解。深圳所办大学的开放性一直不足。这绝非是近几年疫情期间所产业的临时现象。我们值得担心的是，疫情会加剧大学的封闭性。疫情期间的严格封闭固然可以视之为临时措施，但临时措施持续两三年以后，会不会固化为一种制度或文化。人们有理由担心，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学是否还能够重新对外开放。

即便是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要使大学要成为地区创新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赖于其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仅在于原大学城三所研究生院之间的资源共享——事实上除了图书馆和体育馆之外，三院共享的程度并不理想——，更在于大学与产业企业、甚至与社会之间的协作与共享。大学成为开放性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其知识传承与知识创新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最大价值。

“资金池、人才池、技术池”角度下的“技术池”功利主义

深圳现在的产业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大支柱产业（一般来说，对一个城市或地区的GDP贡献超过10%方可被称作支柱产业），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0%，对GDP的贡献则超过35%。

1990年代中，深圳市提出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三大战略性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与产业的发展相适应，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也以服务产业发展为导向。于是1992年初，因应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设立了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之后1997年10月，又更名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职院2006年被确定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首批立项建设院校，2019年10月入选教育部、财政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第一类），成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一面旗帜。

1990年代中期，深圳市委市政府已告别了单纯办一个“经济特区”的思维，而是按照一个“先锋城市”的标准，全面发展一个现代化城市。除了制造业，深圳还发展了金融、港口物流及商业零售、休闲旅游等产业，并建设了机场、货柜码头等城市基础设施。在当时深圳领导人的认识中，一个城市要得到长期的发展与繁荣，必须建立三个基础战略性的蓄水池，即人才池、技术池、资金池。

就当时的深圳城市而言，由于经济特区和高工资对全国人才的吸引力，全国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人才，纷纷涌入深圳特区，深圳的人才供给由市场主导，并且充足供应，因此没有建立“人才池”的压力。我在本系列前面的文章中也曾指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理工科大学源源不断地向深圳提供所需要的工程师人才。

由于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展起了创新金融（VC/PE等）产业，所以深圳的资金供给在1990年代之后，尤其是1998年之后，也非常有保障，“资金池”逐渐形成之中。加上背靠香港这样一个全球性金融中心，可以说，深圳一直是一个资本供给充足的城市。

但在90年代中期确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之后，即痛感自己缺少科技研发基础——一直不将国家战略科技资源摆放在战备前线的东南沿海地区，即便是在改开之后，珠三角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家仍未在珠三角地区投放战略科技资源。因此深圳急需建立一个自己的“技术池”。

由于重新建立大学和科研机场周期长、见效慢，当时的深圳市决定奉行“拿来主义”的方式，引入国内一流大学在深圳设立为产业提供技术支撑的研发机构。于是1996年底，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深圳清华研究院，定位为以企业化方式运做的事业单位，双方各占50%股份，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1999年，深圳市政府又如法炮制，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设立了“深港产学研基地”。2000年，又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设立了深圳国际技术创新研究院。

但三个研究院在运作过程中就发现，深圳同样很难解决“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老大难问题，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目的不是产业应用，而是发论文，加之北京、哈尔滨与深圳距离遥远，三所大学很难与深圳的产业界建立起顺畅的技术共享机制。三个研究院的发展参差不齐，发展最好的清华研究院事实上走上了“创新孵化器”的发展道路。

1999年10月，深圳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其目的即在于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时任领导人出席了首届高交会开幕式，还有另一位重量级嘉宾出席，而他在演讲中的一番话对深圳发展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人就是当时红得发紫的微软CEO比尔盖茨，他对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努力表示赞赏，觉得深圳科技创新的条件十分优越，但最大的短板则是没有一所好的大学，一所像硅谷的斯坦福那样的大学，既为硅谷提供大量的技术人才，又为整个地区创新网络提供创业者，以及产业与技术之间的生态联系。他显然不认为深大是这样一所大学。

当时国内正在掀起一股“硅谷热”，对于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的重要意义，深圳有关方面可谓耳熟能详。鉴于前述三个研究院没有起到“技术池”的作用，当时的深圳市委市政府遂产生一个想法：邀请国内外一流大学来深圳办学。第一个谈的是清华大学，因为时任深圳市长李子彬是清华大学校友。

在当时名牌大学设立异地分校在政策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出于建立“技术池”的目的，深圳政府也并不急切需要清华大学在深圳办本科教育，建立一所“研究生院”就足够了，一大批的清华硕士、博士在深圳做研究，他们毕业后也可以在深圳的高科技企业中就业，想必能够为深圳提供富有活力的研发能力。于是2001年，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谈妥了合作框架，共同设立清华大学深圳学院，后来很快更名为深圳研究生院。

以清华为模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最初叫北大深圳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也顺利诞生。深圳市政府为此在西丽盆地（大沙河谷地）规划建设了占地10平方公里的“深圳大学城”（总规划建设面积10平方公里，首期开发建设3.5平方公里，三校校区合计1.45平方公里），三所研究生院比邻而居，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三院共享。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深圳大学城是与北大清华哈工大三校合作，而不是别的大学，其实这不过是前述三个研究院合作计划的延伸而已，目的不在于办大学，而在于吸纳三所大学的科技研究成果。当然深圳市也与其它一些大学探讨过合作，但大都没能落实，其中只有南开大学与深圳市2002年签订协议共建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但最后于2009年宣布该合作终止。

出于同样的思路，而且因应国内许多大学提出的合作要求，深圳市政府遂于1999年在深圳高新区内建立了“虚拟大学园”，先后引入了50多所国内及海外（主要是香港地区6所）著名大学。最初给每所大学两间办公室，作为它们的驻深圳办事处，挂上“XX大学研究院”的牌子，并对引入大学技术成果在深圳产业化进行资金奖励与支持。其意图不过是以最小的成本，建立与这些大学的联系，至于引入技术成果，不过是“冀有万一之得”罢了。当然这些大学研究院最终并没有在引入技术成果方面发挥多大作用，而是大都办成了“在职研究生教育”的平台。

当然深圳政府对此并不满足，于是2003年在虚拟大学园的基础上，设立了“国家大学科技园”，从50多所大学中挑选比较有诚意且与深圳产业界对接频密的大学，给其地块，允其建立研究院大楼，于是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十多所大学便在深圳高新区南区虚拟大学园内拥有了自己的研究院大楼。

深圳政府的初衷是将大学科技园办成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并鼓励上述各大学真正在虚拟大学园建立研究团队，进行应用技术研究。但各大学（特别是国内高校）并没有打算投入深圳研究院多少真金白银，因此其研究院大楼大都是采取与企业合作共建模式，由企业出资建设，双方瓜分所得办公面积；而且大学研究院分得的面积，自己也根本用不完，因为真正由大学派驻的研究人员甚少，因此大都是作为写字楼出租，赚取不菲利润。因此虚拟大学园“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技术池功利主义”目标实施效果如何，有待评估。

这种“拿来主义”战略在2006年初达到了一个高潮，当年2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市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签订协议，共同建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行理事会管理体制。某种程度上，这是中科院自身改革的一个产物，当时中科院认识到了其科学研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需要提升，并在科研体制上进行改革探索，遂先后在国内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设立了5个创新型研究院所，除了深圳先进院，还有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深圳先进院可以说是中科院主动布局，而且中科院具有管理全国各地研究院所的能力，因此深圳先进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成功的合作模式。鉴于本系列将对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有专门的一篇，这里就不再展开。

2007年前后，在对自己的区域创新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城、以及深圳与高等院校合作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次检讨的结果是深圳决定利用自己的财力，创办一所由自己主导的工科大学，真正担负起“深圳的斯坦福”的作用。这一检讨的结果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横空出世，以及深圳大学的调整办学定位，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同样，我亦打算专门就南方科技大学来写一篇，这里也不再展开。

从1994年到2008年这一阶段，可谓是深圳高等教育的”技术池“功利主义，它对深圳地区创新网络是否提供了有效的科研、技术支撑，难以评估。正如周路明在《科学创新四十年，我们可能还没搞清楚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概念》一文中所说的，技术一直存在于经济活动中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动性的手段和工具，技术创新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部份。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指的是一种经济活动而不是科研活动。因此，深圳的技术创新，其实主要是在企业内进行的，即所谓六个90%，而不是在大学内，大学一直并没有参加到产业经济活动中来。何况深圳办的是研究型大学。

南科大的创办，某种意味上，可以说是从“技术池功利主义”向“人才池功利主义”的一个模糊不清的转变。当然，当我们使用“技术池功利主义”或“人才池”功利主义这样的名词时，并不是要说它是政府唯一的目标，而只是说它是排在第一位的目标，同时可能还有第二位、第三位的目标。即便是奉行“技术池”功利主义目标的同时，“人才池”目标可能不那么突出，但必然是应有之义。

“资金池、人才池、技术池”角度下的“人才池”功利主义

2008年前后，深圳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又一次变化，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撤出深圳，只留下所谓的高科技制造业——但在2015年之后，高科技制造业也相当程度上迁出深圳。这是一个深圳逐渐工业空心化、服务业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的，则是国内各地区对所谓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以及一批二线城市经济迅速进入繁荣期的过程。这两者的叠加使得一些著名的科教中心城市迅速崛起，这其中就包括武汉、南京、西安、成都、重庆、长沙等城市，而这些中西部地区城市及其大学却是深圳过去20多年里科技人才的主要供给地。一方面深圳的工资水平除个别大企业外，在全国不再具有特别突出的优势，另一方面上述城市的经济及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在地就业机会。这使得大量的科技人才被“坑口电厂”截留，深圳过去的人才供给管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流失。

深圳政府的应对之道是自己办大学，打造一个相当规模的在地“人才池”。于是不知不觉中，深圳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有一个从“技术池”功利主义向“人才池”功利主义的转变。其主要表现在，过去办大学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主张办“小而精”的优质大学，说白了就是崇尚“加州理工”模式，但现在则逐渐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规模，追求在校生人数。

这一转变最明显体现在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朱清时来深圳筹建南科大时，市委市政府与他的共识就是南科大要办成“小而精”的深圳版“加州理工”（CIT在校生人数仅为2000人左右，其中本科生和研究生各1千人），在校生人数在5000人左右（而朱清时原本希望的规模则更小），本科生与研究生之比为5：5。但在创办过程中，“却不道流年，暗中偷转”，政府希望南科大扩大办学规模规划，折中的结果是确定南科大公开宣布的办学规模为在校生8000人。后来南科大又将在校生规模目标调整为1.5万人（现在已达到1万人）。

深圳高等教育的目标不再仅仅是以质取生，而是修正为质、量并重，追求适度较大的在校生规模，虽然不可能达到武汉那样的百万级或国内一批二线城市的50万级，但也应该有20万左右的在校生规模，即便这些学生中仅50%留在深圳就业，也能为深圳人才池增加每年10万人的供给保障。这一价值观可能最集中体现在2012年深圳市制定的《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中，该规划提出“扩大规模与提升质量并重，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并提出2015年大学在校生人数要达到15万人，2020年达到20万。现在看来，当时这个目标显然太过激进了，因而并未能实现——2020年，深圳各大学在校生人数总计为13.62万人。

在方法论的层面，深圳政府拓展各种创新模式，来扩大深圳高等教育供给的规模。

一是仅有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深圳大学不断扩大办学规模。2010年深大在校生规模为2.8万人左右，到2020年已达到3.9万人。除了原有的后海校区，更于2017年启用了占地1.38平方公里的丽湖校区，使整个大学的建筑面积达到了200万平米。

二是与深圳大学城的三所研究生院进行谈判，邀请其在深圳办本科。

对于深圳政府抛出的橄榄枝，北大、清华反应比较谨慎，迄今为止北大只创办了汇丰商学院，据说内含本科教育，而清华仍坚持研究生教育，更于2018年将清华深圳研究生院与2014年创办的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合并，更名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2016年深圳市政府曾与北大在广州签署协议，拟将北大深研院升格为北大深圳校区，但到现在也没有落实。

三校中只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十分积极地回应。2009年12月，深圳市与哈工大签署合作备忘录，首次提出开展本科教育；2014年5月，教育部批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筹备举办本科教育。深圳市政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新的合作办学协议，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基础上，筹备共建本硕博教育体系完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201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依托哈尔滨工业大学本部招收第一届本科生。2018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以独立招生代码招收本科生。当年11月，入选广东省新一轮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中的“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哈工大（深圳）确定的办学规模目标为在校生1万人，现在已达到9000人的规模，其中本科生4500余人，研究生4500人，教职工1100人。

哈工大（深圳）目前已成为国内异地办学的成功典范。自2018年独立招生以来，连续数年，其在全国各省的招生分数线大都超过哈工大本部，这在异地办学的大学中甚为罕见。哈工深在全国招生的平均分数已和同济大学相当，直追北航。2022年高招中，哈工深在全国9个省的提档线超过广东本土第一名校中山大学。

第三就是不断地举办新的高校，一方面采取“哈工深”模式，与国内的著名大学合作创办深圳校区或深圳分校（其实是子校，所谓控股子公司类型）；另一方面吸引香港高校和国外名校创办深圳校区或深圳子校（以港中深为例，其本意是深圳校区，但受中国教育政策限制，只能办成所谓“国际合作办学”的控股子校模式）；同时继续自己创办新的大学。这三种方式都暗含着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用意在内。

除了哈工深之外，先后与深圳政府洽谈过合作办学的名校甚多，进展到签订合作协议的则主要有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吉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

其中南开大学属于比较早的与深圳合办专业学院的类型。早在2002年5月，南开大学就在深圳筹建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但在筹办7年之后，终于无疾而终，其最初占用地块和建设的一幢大楼，后来被划给南方科技大学。

当然更早的是暨南大学，早在1996年就与中旅集团合办暨大中旅学院。2003年，经国务院侨办批准，学院更名国暨大深圳旅游学院，成为深圳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2011年，深圳政府与暨南大学、华侨城集团签订三方合作协议。暨南大学将其本部的旅游学院与深圳旅游学院合并，暨大深圳旅游学院成为其五个校区之一。

武汉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都是雄心勃勃想要在深圳创办新校区，并获得深圳市政府鼎力支持的大学。2016年9月，深圳市政府与武汉大学签署了《武汉大学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合作举办武汉大学·深圳备忘录》，共同将武汉大学·深圳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校区。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等共同见证签约仪式。当时深圳政府在光明区划出3000亩地块作用武汉大学（深圳）的用地。3个月后的当年12月，深圳市政府又与中国人民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深圳政府在宝安区石岩街道辟出510亩用地给中国人民大学，目标办学规模为在校生5000人。

但这两个合作协议最后都被废止了。原因是，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基本建设管理的通知》(教发厅函〔2017〕12号)，要求审慎决策建设新校区，原则上不支持、不鼓励跨城市、跨省建设新校区，特别是具有本科教学功能的新校区。教育部还专门要求停止武汉大学深圳校区建设。

已经生米做成熟饭的则不在废止之列。比如：

2015年5月，深圳市政府、湖南大学和罗切斯特理工学院三方共同决定在深圳市宝安区合作建设湖南大学罗切斯特设计学院（深圳）。但7年之后的今天，这所学院仍在筹办之中，但也有一种说法这一项目已经终止。

2015年12月，深圳市政府与广州中医药大学、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签署了在深合作办学协议，决定共同设立深圳墨尔本生命健康工程学院。该学院规划最终在校生人数约3000人左右。据说该院选址龙岗国际大学园，仍在筹建之中。

2016年1月，深圳市政府与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签署了合作办学备忘录，三方将在深圳共建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建设本科、硕士、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未来办学规模为在校生3000人。2020年，该学院选址南山区桃源街道白石岭，已借址招生，校区正在建设之中。

这三所学院在深圳政府的高等教育规划序列中，都属于所谓计划创办的10所“特色学院”之列。

北京理工大学则与莫斯科大学则将双方的合作则建立在两国元首外交层次的基础之上，因而成为一所具有法人资格的综合性大学。

2013年12月，莫斯科大学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境内联合创建大学的建议，这一建议获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积极回应。2014年2月，在教育部和深圳市政府的推动下，选择北京理工大学作为合作办学伙伴；当年5月，中俄两国教育部门在两国元首见证下签订谅解备忘录，支持莫斯科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在深圳合作举办大学。2015年8月，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准筹设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2017年9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刘延东在深圳与俄罗斯副总理、委员会俄方主席戈洛杰茨共同出席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学典礼。2019年，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迁入位于龙岗的国际大学园新校区。

“深北莫”占地33.37万平米，开设9个本科专业，设置11个硕士专业（方向）和2个博士专业授权点；有教职工403人，现有在校生1340人。2021年，“深北莫”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

中山大学（深圳）则将深圳此波在“人才池”功利主义原则下的系列办学浪潮推向高潮。

部分粤人一直对深圳市甚少与广东本地大学进行合作颇有微词（尽管暨南大学早就入深办学），尤其是中山大学走出广州时第一个考虑的不是深圳而是珠海，也让人略感讶异。中大毕业生在特区前30年选择在深就业的也不是特别多，至少与武汉大学、华中科大等相比而言是如此。但这种状况到近10年已有很大改观，中大毕业生在深圳的能见度明显提升。中大与深圳的合作因此可谓水到渠成。

2015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与中山大学在广州正式签署共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在深圳新建校区，还将在深圳建设三所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共同推动中山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深圳市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战略目标的实现。

中山大学深圳校区选址于深圳市光明区，校园占地面积约5000亩（321.15公顷），将成为中山大学的主体校园之一（广州、深圳、珠海三城市五校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将拥有文、理、医、工（中大本部工科较弱，因此提出在深圳校区建设新工科）相对齐全的学科体系，以及从本科到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招生录取分数线和学位授予标准与中山大学广州校区一致。2021年9月，中大深圳已有在校生1万人，按照规划，中大深圳最终在校生规模为2万人。

深圳市政府计划五年投入约300亿元，用于中大深圳校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和教学科研设备投入。深圳为中大进入深圳办学可谓花了血本。校园分两期建设，一期建筑面积129万平米，已于2021年6月交付使用。

深圳与海外大学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与香港高校的合作上。2012年10月，教育部批准深圳市政府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港中大（深圳）校园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国际大学园，占地约100万平方米，长远办学规模为在校学生11，000人，其中本科生6，000人，硕士及博士研究生5，000人。

根据双方协议，港中大教务会负责中大（深圳）课程的审批和评议、指导及管理教学事宜，并监管学位、文凭、证书，以及其他资格认证的水准。中大（深圳）开设的学科及课程设计将根据国际趋势，以及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循序开设理工、经济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课程。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完成以中大现有课程为设计蓝本的核心课程，当中包括多门通识课，贯彻中大全人教育的精神。符合中大学位要求的港中大（深圳）毕业生，将获授予港中大学位；亦将与国内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获发毕业证书。

港中深同样是国内中外合作办学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在国内各类中外合作大学的排行榜上，港中深常居第一位。且近几年，港中深常常超越中山大学，成为广东省高校中招生分数最高者。2022年，港中深录取新生3400人，使在校生人数达到7000人，教职工人数达到1100人。

2021年9月6日，深港高层会晤暨深港合作会议在深圳举行。深圳市副市长郑红波与香港大学副校长宫鹏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香港大学关于在深合作办学备忘录》，市校在深合作共建香港大学（深圳）（暂定名）。

据说深圳政府最初提供的选址是光明区公常路沿线，原计划给武汉大学的地块，但港大向深圳政府提出希望择址靠近深港口岸的片区建设深圳校区，最后遂选择位于南山区西丽国际科教城的白石龙片区，

港大进入深圳办学，意味着香港公立八大高校除了面向香港教育界的香港教育大学，以及原本就是从广州迁港的岭南大学（现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之外，其余6所大学悉数进入大湾区珠三角办学。其中最好的三所大学，港大和港中大选择深圳，香港科大选择在广州南沙。另外三所，香港城市大学选择东莞松山湖，香港浸会大学选择珠海，香港理工大学选择佛山。

不过除了前述几个所谓特色学院，由相关大学（如清华）与外国大学（如伯克利）合作外，深圳政府甚少像长三角那样直接与欧美澳等国的大学合作。在长三角，上海纽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都是直接与美英名校合作。而广东省，也由汕头大学与以色列理工学院合作创办了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但深圳则很少这样的案例。

从“人才池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深圳大学的扩招，以及中山大学（深圳）这样大规模招生的综合性大学，以及深圳技术大学（其目标在校生规模为2.8万人。这个后面再谈）、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2.4万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这样规模超2万人的大学，才更能迅速做大深圳本土人才供给的能力——这5所大学就能产生13万人的在校生规模，超过深圳目标的一半。

至于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后面详谈）这样走“小而精”路线的大学，多半毕业生都会选择继续深造，因而更多用来满足深圳“技术池功利主义”的想法，很难为“人才池”做出多大贡献。

为匹配城市地位的高等教育

由于创建大学常常需要数年的合作洽谈，因此我们无法严格界定深圳政府举办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上发生了何种变化。变化都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

但无论如何，2016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应该说代表着价值观的又一次嬗变。

这份文件提出了未来10年发展目标：坚持以打造高水平学科为基础，较大规模高校和特色学院建设并举，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同步推进，形成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这是深圳首次提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标。

这份文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争取到2025年，高校达到20所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到2020年，5－6所高校将纳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深圳高水平大学数量位居5个计划单列市前列。到2025年，3-5所高校排名有望进入全国前50。

显然深圳市认为达到上述目标即意味着深圳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须知全球四大主要的大学排名中，广州能进入全国前50的大学也不过是2-4所（一般是2所，即中大与华南理工）。

倘若细致观察，引起全国关注的深圳高等教育大爆炸，更主要是2016年《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出台之后的一种“网红”现象。深圳高等教育发展，在那之后突然呈现出集中爆发的趋势，从而让全国都注意到了：

一方面，过去设立的大学，尤其是南科大与深大，在最近几年的国内外排名中进步神速，引起一片片惊叹。按照这个发展与提升速度，南科大未来10年甚有可能进入国内前30名甚至前20名，仅从排名上看甚有可能超过华南理工大学，个别榜单甚至可能超过中山大学。南科大大概可以在深圳所谓的“3-5所高校”中占据一席，虽然可能许多人未必心服口服。深大目前在全国的排名常常居于30-60名之间，一般认为倘若深大进入全国排名前50名应该是实至名归，若持续加倍努力，不排除进入全国前30的可能性。深圳政府大概预期了这两席可以进入全国前50。

倘若视“港中深”与“哈工深”为独立法人资格的大学，则无论它们是否参加排名，都具有国内排名前50的实力，未来可以有良好的预期。至于“中大（深圳）”，由于它并不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估计深圳市没有把它算在自己预期的“3-5所高校”名单之内，它仅仅起着为深圳“人才池”作贡献的作用。

另外一所大学也许可以被深圳人寄予希望，那就是中国科学院与深圳政府合作正在筹备设立的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2018年11月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协议书，合作共建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该校的建设目标是“世界一流的应用研究型大学”。将在生命健康、智能工程、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设立学科专业，形成理、工、医等多个门类的人才培养体系，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同时开展本科教育，最终实现约8000至10000人的全日制在校生规模。

由于这是中科院系统的第四所大学，而中科院所属其它三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均进入全国排名前50之列，中科大、国科大往往还排在前10名，因此人们会认为中科院深理工进入全国排名前50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我个人认为，这5所大学基本上构成了深圳办大学“网红”现象的主要关键词名单。

另一方面，由于大学排名上升和知名度的提高，深圳的高校在高考考生中的受热捧程度也节节升高。前述哈工深在全国多省招生分数线超过哈工大本部是一例，港中深在粤省招生分数线超过中大也是另一例。深大招生分数线虽然目前在广东仅排第四（前三为中大、华工、暨大），但是未来深大超越暨大成为广东老三，应该还是有希望的——这也正是深圳人的希望。当然这可能要看新一轮全国“双一流高校”的筛选，深大如能入围“一流高校”名单，将会对吸引考生甚有帮助。

“深圳办大学”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事件，在在说明国人尤其是深圳人对深圳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短板有充足的认知，对“深圳政府有钱”、“深圳政府拚命想办好大学”这两件事也有共识，也认为深圳应该有几所好的大学，对于有钱是否就能办好的大学虽然仍有疑虑，但深圳政府绝不仅仅是有钱而已，而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自己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从当年办深大就已奠定基础，这些年来一直念念不忘。无论是深圳大学城，还是南科大，都以推动大学改革为己任，引入香港及海外的大学，一方面也是为助力于高教改革。

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人对此现象的看待，还是深圳自己的期许，是否内心里有一种执念：深圳的高等教育要与深圳的城市功能、城市地位相匹配？许多深圳人内心里是有此种认知的。

一般认为，深圳在过去20年里已坐稳国内四大一线城市地位，与上海并列被中央定位为“国家经济中心城市”，是国内三个全国性金融中心和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但与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深圳最弱的短板即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深圳应该，也有条件迅速提升自己的高等教育质量与规模，成为南方除广州之外另一个高等教育中心。

2016年之《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其潜台词之一大约如是。

为城市的地位匹配而发展高等教育，似乎有点儿着于相了。最重要的，也许应该是回归到高等教育的本质。大学本就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形而上的精神殿堂，公共文化的高地，知识创新的中心。“技术池”与“人才池”功利主义本来就已经有点形而下了，城市地位之说则更近于虚荣心。这不应该成为深圳办大学的初心。

如果我们确认了发展高等教育的初心，那么关于“质”与“量”的辩证关系就应该心中有数了。但似乎过去几年里，对量的追求似乎更为急切了一些。人们从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深圳又又又创办一所新的大学的消息，似可作为一个旁证。

深圳似乎想要建立一个品种丰富的高等教育体系。除了对人文社科此类形而上的学科不大感兴趣之外，在所有应用性的学科方面，深圳似乎想要填补所有空缺。于是我们看到：

2018年11月，深圳市教育局发布《2018年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思路》称，深圳将加快深圳创意设计学院、深圳师范学院、深圳音乐学院筹建进度。

2019年3月，有关方面宣布深圳音乐学院将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来筹建和管理。2020年8月，深圳音乐学院宣布开工建设，选址龙岗区国际大学园区内，紧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项目总用地面积约7.3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2.97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暂定约17.5亿元。2021年8月3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深圳音乐学院（筹）]揭牌成立，据说这将是国内第12所音乐学院。

2020年6月，官方宣布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学院由南方科技大学牵头筹办，将于8月开工建设。学院选址宝安区凤凰岭，紧邻航空新城，占地约36.5万平米，总投资27.9亿元。学院初期在南科大设立二级学院，第二步计划于2024年成为独立高校。宣布此一计划是否意味着原来由湖南大学与罗切斯特大学合作建立设计学院的计划已经泡汤？

2019年8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按程序组建海洋大学。

2022年6月17日，深圳市大鹏新区与南方科技大学举行合作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共建海洋科学研究院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其中，海洋科学研究院作为深圳海洋大学正式设立前的过渡主体，在大鹏新区承担相应的教学科研工作。

这则消息透露出，深圳海洋大学选址大鹏新区坝光区域，由南方科技大学牵头负责筹建，定位目标是建设一所国际化、高水平的新型研究型海洋大学，办学规模为全日制在校生约10000人，开展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教育。

进展最快，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深圳技术大学。2016年深圳市筹备设立深圳技术大学，2017年8月深圳技术大学获得教育部批筹，在此之前人们几乎对深技大闻所未闻。2018年12月教育部就正式批准设立深技大。深圳技术大学选址在坪山区石井街道，占地面积2325亩。办学规模为在校生2.8万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2.2万人，专业硕士3000人，留学生3000人。深技大的定位是，充分借鉴德国、美国、瑞士等国家一流应用技术大学的先进办学经验，倡导“工匠精神、人文情怀”。学科专业以工学为主，紧密对接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支柱产业及战略新兴产业，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高水平工程师、设计师，努力建设一流应用技术大学。

按照深圳市教育局网站的数据，到2021年底，深圳市已有大专院校15所，在校学生17.97万人。应该说，已经很接近2025年达到在校生20万人的目标，但能否实现20所大学的目标，则还是个未知数。在三年内比较有可能获批的大学估计有：香港大学（深圳）、深圳理工大学、深圳海洋大学、深圳音乐学院、深圳创意设计学院。如果全部获批，那就差不多算实现了20所大学的目标。

这是从量上来看。从质上来看，疫情似乎会对深圳各大学的国际化进程有较大负面影响，也会影响到其办学质量的提升。何况深圳的“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目标似乎并非对标广州而言，而更主要是对标香港、上海两地。

对深圳来说，由于基础薄弱，其迅速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胜负手，除了巨大的资金投入之外，更主要靠大学的国际化来实现弯道超车，因为国内的大学往往最薄弱项就是国际化水平，而深圳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倘若在大学的国际化方面获得中央政府开绿灯，给予一定的特许权，则就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后来居上，迅速达到香港高等教育的水准。

未来会回归知识创新中心吗？

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人才池，还是技术池，好的大学均可承担其功能，也就是说，如果深圳能够实现“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这个目标，有3-5所大学进入全国前50行列，那么无论是从人才池角度，还是技术池角度，甚至从城市地位角度，都可以得到满足。

但问题是，这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吗？难道大学的主要价值，不是在于知识的传承与知识的创新吗？知识创新在自然科学领域，大约就是指的科学发现；而知识的传承，在自然科学领域，大约就是指的人才的培养。这个人才既包括科学人才，也包括技术人才。

因此，倘若我们对深圳的大学体系进行梳理，就应该认识到，大学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综合性大学，一种则是专业性大学，深圳大学、中山大学深圳、港中深，包括未来的港大深圳，应该属于综合性大学的范畴。而南方科技大学、哈工深、深圳理工大学、深圳技术大学，以及深圳音乐学院、深圳创意设计学院，基本属于专业性大学的范畴。前者偏重于自然科学类，而后者偏重于人文社科类。

由于深圳高等教育过去30多年的传统，或者说是被1980年代末深大后遗症搞怕了，所以一直严重偏向理工科教育，而故意忽视人文社科教育。所以深圳更多地举办理工科类大学和专业，即便是在综合性大学中，也更偏重于自然科学，遂令即便是港中大以及广州中山大学这样本以人文社科为主的大学，港中深和中大深圳校区也要被迫以理工科为主。

大学的另一种分类法是分为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粗略地可以说，研究型大学是以知识的创新，或者具体到，科学发现，为主要目标；而应用型大学则以知识的传承，或者说培养产业所需要的人才为主要目标。显然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而深圳技术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创意设计学院则是培养应用人才为主要目标。但是我怀疑那些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如深大，它究竟有没有搞清楚何谓研究型大学。在校生4万人的研究型大学？

知识的创新，或具体到科学发现，大约相当于国人们常说的从0到1的创新，甚或可以说是，从0到0.1的创新。人们称大学为象牙塔，其本意原应为此。当然象牙塔不限于自然科学。

深圳近年开始在创新科技领域注意到“源头创新”也就是“从0到1的创新”的重要性。在当下的话语体系中，称之为重视“基础研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这一路径模式中的第一个环节。这既体现在所谓深大、南科大定位为“研究型大学”，也体现在，深圳在继上海张江、合肥、北京怀柔之后，获批建设全国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虽然最后它演变成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在2019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深圳市规划以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深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区三个片区为主体，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020年4月出台的《深圳市政府关于支持光明科学城打造世界一流科学城的若干意见》确定了光明科学城是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片区。光明科学城规划面积99平方公里，包括“一心两区”，即光明中心区、装置集聚区、产业转化区，实际上装置集聚区才是科学城的灵魂，又分为“一主两副”三个片区，即大科学装置集群（6平方公里）、科技创新集群（2.6平方公里）、科教融合集群（4.1平方公里）。科教融合集群已确定有中山大学（深圳）、中科院深理工两所大学入驻。

而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已经成为深圳最为集中的大学集群，包括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丽湖校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香港大学（深圳）、哈工大（深圳）、清华国际研究生院、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等7所大学，以及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资本市场学院等。

很明显在深圳的上述规划中，混杂了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两大目标。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即深圳认为，光明科学城，或者说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应该既承担科学发现的功能，又承担技术创新的功能。

这是它能承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