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我想探讨另一个陈旧的失败案例，顺便捋一捋深圳的BT产业发展。

这个案例即是北大未名集团1990年代末在深圳建设“北大生物谷”的计划。

深圳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国内动手最早（指市场化的，而非原有卫生部七大生物制品所体系的），但也最充分暴露中国此一产业的缺陷，因而不断有产业新势力冒出，但总是起起伏伏，无法建立稳固的地位，更无法像华为那样走出中国、走向全球市场（只医疗器械产业出了个迈瑞打破了此一怪圈）。因此到现在为止，深圳生物产业就像回到了新一轮再出发似地。

在这个过程中，“北大生物谷”就像个寓言似地，值得深圳人一再回味。

一

1950年代，由国家投资按当时的六大行政区分别扩建和筹建长春（1934年建立的原满洲国厚生研究所，1946年改为东北卫生技术厂，后分拆为大连及长春所，1957年大连所撤销。衍生出“长生生物”）、北京（原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央防疫处，后发展出“天坛生物”）、兰州（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后扩建）、成都（中央生物制品二所。沃森生物技术负责人黄镇在此工作20年）、武汉（由原西北疫处处长杨永年教授于1950年筹建）、上海（原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原卫生署中央生物化学试验处所属生物学试验所、上海市卫生试验所合组）六大卫生部直属的生物制品试验所（后改称研究所），专门从事传染病的调查预防以及所需防疫制品的研究与生产。1959年建立昆明生物制品所（沃森生物脱胎于此，董事长李云春原是昆明所的“疫苗贩子”），成为七大。

2009年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七大生物制品所与卫生部脱离，组成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之后国药集团与“中国生物”重组，2010年国药集团重建“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2021年总营收为268.6亿元人民币。

现有的中国主要的生物医药企业中，有不少是原来七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人员1980年代末下海创业所建立。当然这里面少不了各种内外勾兑、国有资产流失的传言。

虽然早在1985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全国第一个“科技工业园”时，就提出“以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光电子、精密机械等为重点产业”。特区那时的“生物工程”产业概念，显然是紧跟世界潮流的结果，而非与国内的生物产业有多密切的联系。何况那时中国的生物技术已落后世界先进水平太多。

1989年，深圳科技工业园产生了全国第一家生物制药企业：深圳科兴生物制品公司。深圳科兴由当时的国家科委生物工程中心、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应该是当时国内生物医学的最强组合了）共同成立。几家国有机构共投资4800万元，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所长侯云德领衔，为的是开发国内第一个生物制剂：干扰素α1b。

也是在1989年，默克公司将乙肝疫苗生产技术以700万美元低价送给中国，并对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指导和培训。默克公司承诺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也不在中国出售自家生产的乙肝疫苗。中国政府在北京（北京生物制品所）和深圳两地建立了工厂，利用默克技术设备生产重组乙肝疫苗，1993年生产出了首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两家工厂年总产量为4000万剂。（有数据统计，从1993年到2018年，全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了技术来源于默克公司的乙肝疫苗。）现在默沙东（默克与默沙东的关系请去自行搜索）在中国有6千员工，在杭州设有工厂。

深圳那家就是康泰生物。1992年，康泰生物由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深圳广信、香港广信三家公司合资成立，各自持股三分之一。

科兴生物和康泰生物就是深圳生物医药产业的开端。出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道理，深圳特区在BT领域先着一鞭，是国内地方政府中最早认识到BT发展方向的之一，但深圳一直把产业政策的重心放在整个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设计，而不是出台单个产业的政策。所以虽然早在1995年7月，深圳市召开全市科技大会，提出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确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但深圳在1990年代并没有特别出台“生物医药”产业政策，而是希望通过与大学的合作来寻找发展生物产业的机会。也许深圳市已认识到，BT产业与IT产业不同的是，前者十分依赖基础研究，如果你不具有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基础研究能力，那么在BT领域你就只能做生产制造商，康泰生物就是这样的角色。

1999年8月，深圳市政府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设立深港产学研基地，2008年7月又在基地设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联合具有医学、理学及工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与生物材料相关的研究资源，致力于开展生物材料和组织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2005年，深圳市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建立“生物工程产业化基地”。

但是与大学的合作并没有能够帮助深圳建立研究能力，因而仍然只能扮演生产商角色，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产业转化。事实上之后深圳的所谓生物医药产业一直都是这种角色。

2003年深圳生物医药产业中仅医药产业总产值就已达到139亿元，位居国内大中城市第三位。深圳生物医药企业年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的有4家，1亿元至10亿元的企业有16家。2004年，深圳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170.1亿元，仍仅次于石家庄和上海。当年深圳生物医药企业有近20个产品技术水平全国第一，11个生物医药项目被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示范工程项目计划。2005年全国生物医药百强企业中，深圳据有6席，分别为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安万特巴斯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卫武光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普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匹基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深圳生物医药产业产值约300至400亿元左右，产值1－10亿元的企业数量增长为36家，产值过10亿的企业则有5家。

2006年深圳生物医药行业的明星企业是赛百诺。由于2005年开发出了全世界第一个批准上市的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彭朝晖教授和他的企业名声大噪。然而各级政府支持“今又生”的发展而先后投入了5000多万元人民币，成为“今又生”后期产业化及临床试验的主要经费来源，但当科研成果产业化完成后，做市场、扩建厂房、引进人才、扩大临床试验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今又生”所需的市场营销费用是研发费用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赛百诺资金不足的短板开始暴露；与此同时，“今又生”的销量并没有像预计那样迅速扩大，整个2007年，赛百诺的销售额仅为576万美元，2008年又剧降至277万美元。

2006年10月底，湖北同济奔达鄂北制药公司出资并购赛百诺超过60%的股份。但随后彭朝晖与奔达之间发生严重冲突，2008年6月11日，SFDA正式吊销赛百诺的GMP证书，之后彭朝晖离开赛百诺，2009年双方陷入官司争斗之中。赛百诺前途未卜。

同样赛百诺的困境不影响深圳生物医药产业继续获得长足进步。2007年之后深圳生物产业最大的收获是法国赛诺菲巴斯德公司在深圳建设流感疫苗生产基地。

2007年11月26日，在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访华期间，在中法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深圳市政府与法国赛诺菲-安万特集团在京签署了在中国建立流感疫苗生产工厂的协议。根据协议，法国赛诺菲巴斯德公司将在深圳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流感疫苗生产基地。该项目一期投资7亿元人民币，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外商投资生物制药项目。赛诺菲-安万特集团在心血管、肿瘤、糖尿病等疾病的治疗药品和疫苗的研发生产等方面均居世界领先地位。赛诺菲巴斯德公司是赛诺菲-安万特集团的疫苗事业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疫苗研发和生产企业之一。

该项目的实施为深圳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项目在人才、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将对深圳众多的中小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2006年，中国疫苗市场销售收入约为43.6亿元，深圳企业实现疫苗销售收入约6亿元，占全国比重近14％，位于全国前三位，赛诺菲项目投产后，深圳有望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疫苗生产基地。

2005-2007年，是中央政府层面密集出台BT产业政策的几年。

2005-2007年，国家发改委认定了22个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深圳是首批三个（石家庄、长春、深圳）之一。

2007年，国办转发了国发等部门编制的中国第一部《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将生物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产业重点发展。之后出台了《促进生物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07年开始举办“中国生物产业大会”，迄今已举办了14届。

进入2000年代深圳市开始有意制订BT产业政策。2001年深圳所制订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和2015年远景规划纲要》，就将生物技术及现代医药产业作为深圳市的重点发展产业。（《纲要》指出，以基因技术为核心，以生物制药为产业重点，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和优势，重点支持一批基础好的企业，重点扶持一批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跟踪国际生物工程发展最新趋势，重点发展基因组、基因治疗、生物芯片、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等关键技术的应用与产业化，把深圳建设成为中国南方生物技术产业中心和中国现代医药产业基地之一。）2004年深圳编制了《深圳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总体发展规划》，并向国家发改委提交列入国家级产业基地的申请报告，2005年6月该《发展规划》通过中央政府的审批立项，深圳成为全国第一批获准设立的三大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之一。

根据该规划，深圳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近期目标是通过建立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公共技术支撑平台、产业化支撑平台、创业服务平台和政策环境平台，使生物医药产业成为深圳经济的增长极，到2010年，深圳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希望达到年总产值700亿元至1000亿元。中长期目标，则是通过20年的努力，将生物医药产业打造成深圳第二个“IT产业”。

当时规划的深圳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核心区——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的0.8平方公里生物医药产业规划面积，其时已聚集了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公司、深圳科兴生物工程公司、深圳市华生元基因工程公司等众多生物医药行业的骨干企业。此外深圳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扩展区——光明片区，规划建设面积约3平方公里，据说当时已有海王英特龙、康泰生物、康哲药业、天和医药等提出申请入驻该片区，这4个项目总投资约7亿元人民币。另外南澳片区规划土地面积约25公顷，海域面积500公顷，主要发展海洋生物技术产业，将建成深圳海洋生物技术产业的研发基地、中试基地和生产基地。这一规划后来显然作废了。

2009年出台《深圳生物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09－2015年）》则意味着深圳的生物产业政策初步形成体系。列入“三大新兴产业”显然可以让这个产业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但这显然仍是不够的，深圳甚至整个中国的生物产业需要更新自己的研发和产业化制度。

二

回来说深圳科兴和“北大生物谷”。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生物药并没有太好的市场。科兴的主打产品干扰素α1b可谓生不逢时。干扰素是治疗乙肝、丙肝的主流药物不假，但是每月动辄数百上千的费用，很多人都用不起。深圳科兴从成立后就一直在烧钱，几乎没有一分钱产出。烧钱烧到1992年时，干扰素刚刚完成中试，但公司已经难以为继。据说1994年，深圳科兴账面上只剩下几千块钱，4000万元贷款无力偿还，产品也看不到市场前景，上门讨债者络绎不绝。

这时北大未名找上门来。北大未名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时任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支持下，当时北大生物系系主任陈章良和刚刚博士毕业的潘爱华共同设立。潘爱华当年34岁，陈章良才31岁，两人拿了学校40万流动资金开始起步。科兴需要的是资金，这个未名也没有。

未名找到了Hambrecht＆Quist，曾经苹果公司IPO时的承销商之一。1986年，美籍华人徐大麟在H&Q旗下发起成立了H&Q（汉鼎）亚太基金，在香港设立了全资的投资平台Sinogen公司。北大未名集团和Sinogen一起入股了深圳科兴，侯云德开发的干扰素α1b最终商品名叫“赛若金”，正是Sinogen的音译。在未名集团和Sinogen支持下，深圳科兴起死回生。2000年“赛若金”占据国内干扰素市场的60%，

H&Q亚太基金还投资的另一家公司——“山东科兴”。Sinogen公司从南京海军医学专科学院手里，拿到了促红素的专利授权，由山东科兴生产上市。

2001年，Sinogen和未名集团还共同出资，立了北京科兴，未名集团占股51%，Sinogen占股25%，当时唐山防疫站青年医生尹卫东创立的怡安生物以技术入股占24%。事实可能是北大未名并无任何研发能力，拿了怡安生物的几款产品，在此基础上继续研发，就声称开发出了甲肝疫苗、四价流感疫苗等品种，并在2004年完成了SARS疫苗的一期临床。2004年，北京科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上市主体叫做“科兴生物”。

至此北大未名和Sinogen公司联手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生物医药帝国。

1998年，已控制深圳科兴的北大未名潘爱华开始游说深圳市，宣称在深圳科技园建设一个北大生物谷项目，计划投资7亿元、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计划三年内投产。并将之列入深港产学研基地的首批重点项目。深圳市对此十分重视，将之列为当年重点支持的十大高科技项目之一。其所获得的9万平米用地，即现在的科兴科学园现址。1999年10月7日，深圳北大生物谷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奠基。生物谷的目标据称是成为“世界一流、亚洲最大的生物工程基地”。

潘爱华，1958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通道县，1977年参加高考被中南林学院录取，不去；1979年再参加高考，录取湖南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通道县人民医院；1985年报考研究生，被华北煤炭医学院录取，不去，1986年再考，被国防科工委507所录取航天医学研究生，1989年考上北大生物化学博士研究生，同时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留校任教的潘与陈章良一起创办北大生物技术系，任副系主任。同时创办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几年后，潘担任北大未名集团董事长。

潘爱华提出“利用一个产品启动一个市场，利用一个市场发展一个企业，利用一个企业创建一个基地，利用一个基地推动一个产业。”但是未名集团显然并非利用北大生物系的基础研究能力（当时也未必有）来开发产品并进行产业化，公司也不具备强大的研发能力（也许不愿去耗那个时间），而只能去市场上找技术项目，把它包装成未名集团的技术产品去做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北大的招牌去忽悠资本来投资，同时忽悠地方政府给予免费用地和各种其它支持政策。

深圳北大生物谷不是潘爱华“筹划”的唯一一个庞大计划。1998-1999年，他同时在北京建设北大生物城（宣称投资8亿元，占地34公顷，以北京科兴生物制品公司为依托）、在厦门投资建设“北大之路生物园”（占地10.2万平米），在广州白云生物港与白云区政府合作开发0.22平方公里的太阳岛和月亮湾。并无资金实力、也无自身基础研究团队，却凭一个北大未名的概念而在全国铺摊子。其结果可想而知。

热衷于这种玩法的北大未名也未能将深圳科兴带上坦途。2004年11月，未名集团持有的深圳科兴21.15%的股权被司法拍卖，北京控股等机构买下这部分股权。到2007年时，深圳科兴亏损约4000万元，尚有1.7亿元短期借款未还。Sinogen公司独木难支，想到了出让股权离场。恰好同样在2007年，山东科兴也出了状况——未名集团与湖南电广传媒发生了债券纠纷，2007年11月，长沙中院作出裁定，拍卖未名集团所持有的山东科兴42.41%股权。

深圳一位房地产老板瞅准了机会。正中集团通过拍卖获得山东科兴42.41%的股权。随后，正中集团又和北控等几家深圳科兴的股东谈妥，收购了深圳科兴33.71%的股权。

正中集团取代未名集团，和Sinogen公司共同执掌起了山东科兴和深圳科兴。

正中集团的老板邓学勤1989年毕业于深圳大学，1992年辞去宝安区建设局副局长之职下海经商，1998年，其与校友陈治海一起创办了富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俗称富通地产，并且专程跑到内蒙古，请来了杨江入伙。2003年，杨江离职，“三人帮”解散，邓学勤创办了正中集团，从2008年开始，正中集团决定不做住宅，改为开发写字楼和自持商业物业。

正中集团成立两年后，邓学勤便试图借壳上市。2005年，正中集团收购上市公司深圳市鸿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深鸿基）5.48%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此后持续增持至10.99%。但最后铩羽而归。

我们现在不知道，2008年邓学勤拿下山东科兴42.41%股份，是否有意进入生物医药产业。但2009年正中集团再度拿下深圳科兴33.71%股份之后，他这盘大棋的最大收获就出现了：正中集团获得了深圳科技园北区所谓“北大生物谷”9万平米的宝贵用地。正中集团利用这块地（所谓工改工，由于当时还没有M0用地一说，事实上是以M1用地的性质，建起了连片供出租用的写字楼）建起了所谓“科兴科学园”，一、二期建筑面积23.7万平米，三期3栋高塔建筑面积37.7万平米。合计超过60万平米的科技园旺铺写字楼令正中集团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深圳北大生物谷的最后结局。

2020年12月，邓学勤将深圳科兴与山东科兴整合为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公开发行4967.53万股，发行价格为22.3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1.09亿元。按照其招股说明书，自2017年至2019年，科兴制药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6.16亿元、8.91亿和11.91亿，净利润分别为5939.16万、9416.37万和1.6亿。

科兴制药招股书还显示，2017年-2019年，其研发费用分别为0.32亿元、0.43亿元和0.46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5.25%、4.79%和3.88%。与此同时，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3.28亿元、4.68亿元和6.47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3.20%、52.56%和54.35%，其销售费用率远远高于研发费用率。这其实深刻地揭示了，科兴制药一如国内其它生物医药企业，自身并无深厚的基础研究能力，靠偶然获得的某种药品技术，而生产制造某种产品，以国内医药市场潜规则、高昂的营销成本来获得销售业绩。

回头来说说失去了深圳科兴的潘家华及北大未名。

前面述及，2001年，Sinogen和未名集团出资，设立了北京科兴。后来为了在美国上市，搭建了复杂的股权架构：在北京注册了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SinovacBiotechLtd.），该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科兴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拥有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科兴（大连）疫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科兴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和北京科兴中益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五家企业，并在北京海淀、昌平、大兴及辽宁大连拥有四个产业基地。长期时间里，北京科兴的董事长由潘爱华担任，尹卫东则担任总经理。

2004年科兴控股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NasdaqGS：SVA）上市。2016年科兴控股开始筹备通过私有化方式从纳斯达克退市，寻求时机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由此引爆了潘爱华阵营与尹卫东阵营对北京科兴的控制权争夺战。双方僵持2年多后，私有化被迫“流产”。2018年7月30日，科兴控股官网发布私有化并购协议终止的消息。随后2018年北京科兴就爆发了全武行（抢公章，雇保安队围攻公司）的争夺战。

最后尹卫东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阶段性控制了公司的运营，潘爱华被踢出局。但潘爱华控制的未名医药手中仍掌握着北京科兴26.9%的股权。赢得控制权的尹卫东，特意将新冠疫苗研发项目交由了其控制的子公司科兴中维单独运作。而潘爱华控制的未名医药在科兴中维中没有股权。

此外原由潘爱华掌控的未名医药，在2022年5月的股权拍卖会中，原由北大未名集团所持的5720.4万股（占8.67%），也被深圳嘉联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易联技术有限公司竞得。2015年，未名医药借壳山东淄博的万昌科技上市后，未名集团不仅违规占用了大量资金，还不断质押持有的未名医药股份，质押比例一度高达99.79%。

由于北大未名控制期间的四处投资，“科兴”品牌的使用权现在被完全没有股权关系的多方同时使用。这也构成国内生物产业领域的奇特现象。但严格意义上说，科兴这个品牌起源于深圳科兴，并非由北大未名集团创造。

失去北京科兴控制权的潘爱华，似乎已转而深耕县域经济了，先后在长春（宣布投资200亿元建设30平方公里的未名生物经济示范区）、济南市章丘区（宣布建设北大未名生物科技城）、合肥巢湖（占地1500亩的半汤未名生物医药产业园）、保定唐县（计划投资120亿建设通天河未名生物经济产业园）、秦皇岛北戴河（占地5平方公里的未名生命健康产业园）、湖南道县（北大未名生物科技园）等地宣布建设规模庞大的生物产业基地项目。

从深圳北大生物谷项目中，深圳得到的启发是什么？虽然深圳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很大，只是9万平米的科技园工业用地，但曾经寄予巨大希望的项目，最后沦为一个房地产项目，事实上更像是科技园房地产化的一个缩影。

首先，北大未名集团，可能还包括其它一些所谓北大校企，最多只能算是依附于北大品牌下的、由个别北大职员创办的企业，北大在最初既未投入充足资本，也没有建立北大的基础或应用研究与校企研发之间的协同关系。虽然最初北大生物技术系是由陈章良、潘爱华等人创建的，但中国的大学体制，并不能使大学与企业建立这种协同关系。因此，深圳与未名集团合作的北大生物谷，并不能得到北大的BT研究能力的支持。事实上，即便是深港产学研基地，也未能很好地建立起一个令深圳利用北大的研究能力的机制。

其次，北大未名集团自身，在潘爱华的操作下，事实上变成一个既无资本实力，也无研发能力的忽悠企业，靠北大的牌子，找来一些产品，忽悠一些地方政府给予大片产业用地，再抵押土地从银行套取资金，推动产品成为商品，如此完成一个所谓闭环。这个闭环的最大问题，是未名集团并无、也不打算建立真正的、扎实的BT研究能力。所以与这样的企业合作，对地方政府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深圳北大生物谷”的房地产化，是整个科技园房地产化的一个缩影，其背后，其实是深圳成本上升、制造业迁出之后的必然结果。科技园自身已不可能再保留制造业，而深圳自身又无强大的研究能力，最后科技园只能变成一个所谓的“科技商务区”，以办公为主了。

可能深圳最需要检讨的，是想要在全球BT产业的链条中，扮演何种角色。究竟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三

2021年，深圳市电子信息制造业总值为2.38万亿元，如果加上软件产业总值9千亿元，则电子信息产业总值约3.3万亿元。与此同时，生物医药产业总营收（也有说是增加值）为461亿元。显然26年过后，生物医药产业并没能够成长为可与电子信息产业并列为三大的支柱产业。事实上深圳的高新新技术产业中，电子信息产业占比超过85%，堪称一枝独秀。

当然，国内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统计口径往往并不一致，很多统计其实是“生物及医药产业”，倘若以后一个口径，深圳市2021年总营收约1400亿元，居全国城市第5位。即便如此，也无法与电子信息产业相提并论，其对深圳经济的贡献十分有限。

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份署名为“火石创造”的文章《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内中提到深圳生物医药产业2013年达到1055亿元，2016年超过2000亿元，2017年超过2400亿元，“高端生物医学工程、基因测序和生物信息分析、细胞治疗等技术跻身世界前沿行列。”后面这个结论不知何以得出。

如其所言，深圳确实在上述三个领域诞生一些不错的公司，如基因测序领域的华大基因、澣海基因、华因康基因，医疗器械领域的迈瑞医疗、尚荣医疗、开立、稳健等，干细胞及疫苗领域的康泰生物、北科生物、科兴生物，以及外资的赛诺菲巴斯德、葛兰素史克等，此外在传统的制药领域，深圳既有的几大制药企业，如国药一致、华润三九、健康元、海王集团、海普瑞等。

暂未找到深圳生物医药产业过去20年的准确数据。但是过去20多年里，该产业在深圳的发展可谓是起起伏伏，并没有像电子信息产业那样扶摇直上。不断有一些企业冒出来，但随后又沉下去。即便是扩大到整个医药产业领域，深圳也未能在全国建立起一个中心地位。

问题在于，深圳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倘若作为一个医药生产制造基地，深圳有着综合成本过高、工业用地不足等困境，事实上深圳许多制药企业，其生产工厂都已不在深圳，仅仅是公司总部或统计数据在深圳而已。倘若作为一个创新中心，深圳现在显然尚不是一个世界级甚至全国级的生物医药研究中心。

有人指出，BT是一个建立在学术研究名誉和血统上面的产业。BT企业创始人的学术名誉和所拥有专利的实力，是投资者最为看中的降低投资风险的法宝。和化工等产业由大公司主导R&D不同，BT企业都以学术研究机构为起点，而且BT企业和产业集群是保证其顺利发展的关键，是研究机构在新发现的领域，迅速批量生产博士和博士后的能力。BT公司选址的第一考虑因素，就是人才池的大小。

当然深圳已认识到此一问题，并在过去十多年里开始补足这一短板。一是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后设立了“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2007年）、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2013）、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合成生物学研究所。二是几所大学都建立了生物医药方面的专业与研究机构。深圳大学医学部建立了生物医学工程学院（2006年设立学科，2015年建立学院）；南方科技大学于2016年建立了生物医学工程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深圳技术大学都设立了生物医学相关专业。三是2019年4月建立了深圳湾实验室（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广东省实验室），下设肿瘤、神经疾病、传染病、系统与物理生物学、分子生理学、化学生物学、细胞分析、生物医学工程、医药健康技术与工程等9个研究所和若干个创新中心。

这些努力为深圳BT人才池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些进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海归生物学者为主，他们在欧美日接受了扎实的相关学术训练，掌握了医学科学的实验方法，并且有充分的聪明才智。应该说他们是中国生物医学的希望所在。虽然深圳在200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医学学科更没有生物学学科，但深圳赶上了海外学子大规模回归的2010年代，而且2010年代又刚好是深圳高等教育大爆炸的年代，又刚好是深圳财政极其丰收的年代，这三者碰到一起，使深圳的生物技术相对于国内其它城市具备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但急起直追也需要有一个积累和沉淀的过程。所以我们不敢肯定深圳能否成为中国的一个BT研究中心。不过深圳有一个优势是IT产业创新中心，在BT与IT融合的趋势中，也可以说深圳可能会具有优势。

深圳政府最近高调对外昭示其勃勃雄心。

2022年7月26日，深圳市发改委正式对外印发了《深圳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进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进大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三个政策措施的通知，支持深圳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产业。在此之前的6月份，深圳已出台了《深圳市培育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深圳市培育发展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深圳市培育发展大健康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三个政策文件。

《深圳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重点支持化学创新药、包括细胞治疗药物、基因治疗药物、基因检测设备、生物安全防护、新型血液制剂和新型疫苗等在内的高端生物制品、全新结果蛋白及多肽药物、儿童用药、罕见病药物、个性化治疗技术、生物酶技术、全新剂型及高端制剂技术、现代中药、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制剂、先进制药设备以及数字化医疗等领域。对技术含量高、应用前景好、示范带动作用强的产品和平台项目，以及在应急处置和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企业，在资金扶持、用地用房、人才奖励、注册审批、政府服务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

其中在加快药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支持建设落地深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新载体，予以最高3000万元支持；支持建设落地深圳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予以最高1500万元支持。

此外该文件还提出，布局和提升市级药物产业服务平台，谋划市级药物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对有望解决重大临床需求与市场需求，进行新靶标、新位点、新机制、新原理等生物医药前沿领域高水平基础研究的，给予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的全额资助；对新靶点化学药、抗体药物、基因药物、细胞产品、微生物治疗、细菌治疗、多肽药物、噬菌体药物及酶工程等“卡脖子”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产业项目，按照项目总投资40%分阶段给予资助，最高不超过3亿元。

该政策还提出开展生物医药企业分级精准扶持。对成立五年内具有核心技术的初创企业实行“苗圃培育”计划，对在研项目择优予以全额支持，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对成立十年内的“专精特新”企业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新锐企业，对在研项目或产业化项目按照总投资40%的比例予以资助，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对落地深圳的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或者生物医药上市企业实行“一企一策”，定制专项扶持政策报市政府审定后予以实施。

对由深圳市注册申请人获得许可并在深圳市生产的1类化学药、1类生物制品和1类中药，已取得临床试验许可的，择优给予临床前研发费用40%的资助，最高不超过800万元，已在国内完成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按照不同临床试验阶段，择优给予不超过研发投入40%，最高分别为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资金支持；对于委托深圳地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作为牵头单位开展临床试验的，资助额度额外增加10%；每个单位每年累计支持额度不超过1亿元。

按照深圳市的规划，到2025年，要将深圳建设成为全球知名的创新药研发中心和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高地。其中，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增强。到2025年，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达到400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000亿元，建成若干特色鲜明、协同发展的专业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不要去计较各种数字了，反正你找不到真正准确的数据。我们只关心一下定性的目标好吧。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深圳有多大可能性在2025年建设成为“全球知名的创新药研发中心”？我认为，应该是零可能。当然，假以时日，比如说到2035年，有没有可能？我认为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

至于“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高地”，则要看评判标准。我认为可能性也不高。

虽然深圳已经和正在建立两个市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一个是位于大鹏新区的坝光国际生物谷，规划面积9.4平方公里，确定了所谓“一库（深圳国家基因库）一院（中国农科院深圳生物育种创新研究院）两园（生命科学产业园、海洋生物产业园）多平台”的格局；另一个是位于坪山区的深圳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规划面积2.89平方公里。

此外多个区还设立了生物医药产业园。如南山区规划建设建筑面积100万平米生命科技产业园、福田区在福田保税区规划了建筑面积20余万平米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盐田区建立大百汇生命健康产业园、龙岗区建设占地约1平方公里的生物药创新发展先导区、光明区筹建光明国际中医药港、龙华区在银星科技园规划了建筑面积为30万平米的生命健康科技园等等。但这些都只是空间概念而已，如果搞房地产，有用，如果搞BT研发，没用。

倘若深圳持续十多年高投入BT研究领域，并建立产业化的机制，那么多年后成为全球知名的创新药研发中心是有可能的，但那需要时间，肯定不是2025年能够成为现实的事情。但要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高地”，一则需要国际药企巨头（中国药企在全球市场根本没有地位）在深圳设立研发及生产基地，但现在除了两个疫苗工厂，并无药企巨头以深圳为研发及生产基地；二则需要深圳本土药企崛起为全球医药巨头，但除了迈瑞在医疗器械产业具有一定国际市场地位之外，我看不到别的本土药企在5年内如是崛起的希望，别说5年，10年也看不到——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长周期、烧钱的行业，许多创新药企就倒在药品许可上市之前，而更多创新药企的最好归宿似乎就是被巨头们收购过去。

而现在深圳的生物医药企业就分两类，一类是没有强大研发能力的制造药企，看不出他们如何崛起为全球医药巨头。另一类则是诸多海归创业者建立的中小创新药企，同样看不出。除非它们中哪一个公司突然开发出一种奇效的创新药，并迅速打开全国和全球市场。但这同样需要时间，2025年显然是不可能了。

深圳近年确实有许多新创业的生物医药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得益于深圳的产业政策和较佳的创业环境，在深圳进行默默的研发、中试及临床验证，但这些公司一旦进入大规模市场开拓阶段，需要大规模生产之时，就会将生产基地设在其它城市——人们一般认为深圳已不适合制造业。何况深圳做生物医药产业本身就具有气候、水质、空气等各方面的不利条件。

所以我很担心深圳各区的所谓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会不会像曾经的“北大生物谷”那样，最后的结局都是房地产项目？只不过“北大生物谷”是潘爱华搞的，而现在这一轮是地方国资搞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