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向衰落的三大温床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温水煮青蛙”的意思，这是源自19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家做过的一个著名实验。科学家们将青蛙投入已经煮沸的开水中时，青蛙因受不了突而其来的的高温刺激立即奋力从开水中跳出来得以成功逃生。同样是水煮青蛙实验。当科研人员把青蛙先放入装着冷水的容器中，然后再加热。结果就不一样了。青蛙反倒因为开始时水温的舒适而在水中悠然自得。直至发现无法忍受高温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被活生生的在热水中烫死。

    “温水煮青蛙”道出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说明的是由于对渐变的适应性和习惯性，失去戒备而招灾的道理。突而其来的大敌当前往往让人做出意想不到的防御效果，然而面对安逸满意的环境往往会产生不拘小节的松懈，也是最致命的松懈，到死都还不知道是何故。

    同样的，企业在某些舒适的条件下也会慢慢地失去竞争力，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企业在温床中走向衰落的缘故。温床可以带给企业舒适的条件和环境，也可以为企业带来灾难性的覆灭。

    第一、政策温床

    因为政策上给的优越性，所以，企业往往有一种优势和优越感。优势是企业必须的，是夺取市场的金钥匙，而优越感则不同，它会容易导致企业老板和企业员工的惰性和失去危机感。

    中国房地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率先破冰，令房地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消费热点，并将国内经济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泥沼中拉出，继而迎来了宏观经济的“黄金十年”。

    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地方土地财政充盈，城镇居民家庭自有住房率大幅提升至89.3%；并由此崛起了一批富豪和中产阶层，包括入主“福布斯财富榜”视如“探囊取物”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众多通过房产增值获取财富收益的普通投资人……中国房地产业可谓真正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无论从货币信贷政策、资本市场融资、宽松的销预售环境乃至地方政府的经营城市导向，这个产业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尽管其间经历了多次周期性调控的洗礼，但始终有惊无险，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证了“风雨过后见彩虹”的生存铁律。

    然而，2009年国内楼市的超速成长，似乎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袭来。2008年金融危机让出口和内需拉动经济乏力的情况下，以房地产投资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再次高歌猛进，引领实体经济“V型”反转，率先进入上升通道。在此期间，无论是楼市成交量还是成交价格，均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与应对CPI走高，有条不紊的通胀预期管理相比，楼市似乎“不怎么听话”，不断刷新的房价屡屡挑战中国政府的维稳大计至此，风向变了……曾经的政策温床，陡然降至冰点；曾经的市场宠儿，一夜之间“千夫所指”；曾经既挽狂澜的改革先锋，成为新一轮结构调整的调控“标的”；

    尤其是2011年开始，信贷紧缩、土地收闸、税收清查、限购限售、行政问责……调控风暴裹挟着沸腾民意如雹子一般地迎头砸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首当其冲，大连、青岛、佛山等二三线城市更难以幸免。

    及至4月，尽管新“国八条”要求各地公布房价年度控制目标的“大限”已过，然而，由此引发的争议并未休止。

既然不能一锤定音，就必然重锤擂破鼓，这似乎意味着新的政策调控将继续发力。

    转眼间，中国楼市就像一个被雨水浸透衣衫的流浪汉，是顾及体面的裹湿前行？还是放弃尊严的彻体裸奔？他面对的将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2011年后，当所有的政策利好都转化为利空，楼市是否真的迈进了一个裸奔时代？失去了政策呵护的开发商和购房者又将如何应对时局？

    从房地产业可以看到，政策既是整个房地产业的温床，又是让房地产企业走向衰落的直接外因。政策从来就是企业走向衰落的一个最为明显温床，我相信现在的国有企业也好，还是上市公司也好，几乎都存在着裸奔的一天，只是这一天迟来还是早来而已。

 第二、意识温床

    意识决定行为。在中国，有一种意识是企业最大的温床，那就是特权意识。特权意识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至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中国人有着“血统”的影响。所谓特权，就是特殊的权力，特殊的权利。特权最大的特点，就是排他性，没有制约。所谓特权意识，就是人们一旦拥有权力，习惯于行使并享用特权，拒不与他人分享权力和权利，拒不接受监督。

    在中国古代社会，世袭皇权是最大的特权；一个人一旦当上皇帝，将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并且这个特权只能是子孙世袭。当然，这个特权主要靠暴力及相应的理论（君权神受、奉天承运等）维持，由此使天下人认可世袭皇权天经地义。在专制体制下，不仅皇帝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特权，而且各级地方长官也是辖区内的土皇帝，拥有极大的特权，比如一个县令，既是一县行政长官，同时又是法官、检察官、税务官，上管天文地理，下理家庭小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充分认可专制特权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遮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对特权的公开赞颂。

    特权意识不仅扎根于特殊部门和特殊职位，也广泛深入到民间社会。普通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虽然不具备种种特权，但是他们在思想意识上认同特权，尽管往往对特权表示不满，但还是受特权意识所影响。

    在企业里，我们也常常看到特权意识的蔓延，如一些受到保护的企业，受到政府关照的企业，他们无一不受特权意识所影响。这类企业的老板和高管都特别有特权意识，这种特权意识第一是“官本位”思想。企业的老板和高管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他们站在高位上，看不到企业存在的问题，他们不会走到下面去，更看不到市场的真实情况。第二是“官本位”企业和领导总是阻碍改革创新。他们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意因为改革创新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创新的进行。第三是“官本位”领导总有“一言堂”作风。企业领导层层包庇问题，层层捡好的一面向上汇报，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尽可能隐瞒、少说，甚至像官场一样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直到最大的问题爆发，甚至到了企业危亡之际也才是老板发现问题的时候。总之，平常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把问题暴露出来就是好，把问题掩盖起来，尽可能地不让领导丢脸，不令自己失职。

    现代企业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创新和服务。

没有创新的企业将会被时代所淘汰，创新是企业不断发展的原动力。从三十多年中小企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是产品创新、渠道创新、服务创新、销售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还是盈利模式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只有创新才能生存，这是大家所共识的一个论题。对于许多制造型企业来说，服务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已，还没有真正获得开发。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几乎是硬性的，而服务则是软性的，这种软性的服务一旦把它变成是赢利工具，其价值源泉是源源不断的。但对于具有特权意识的企业或老板，他们恰恰是阻碍创新和服务的绊脚石。

    所以，特权意识也是企业走向衰败的温床。

    第三、文化温床

    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就儒家文化的系统性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来看，儒家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文化喜欢用古代的圣人的言行来作为理论根据。虽然圣人的言行，的确有过人之处，但是并不一定就是事物的本质。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它一直回避人性的恶，对人性的善的培养也仅仅是泛泛而谈。要达到他说要求的境界是需要克服很多坏的劣根性的。而儒学就没有正视这个问题。所以孟子说，人性的善，有四心，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但是关于人性的弱点人本身具备的利己的私心、物欲的贪心、侥幸心理、嫉妒之心等等的劣根性却很少提及。而这些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你不消灭这些人性的劣根性，它就会一直存在，因为它们能带给人感官、物欲的享受。有利可图就会有人舍命而为！为什么当今社会的企业和人把金钱和权力是唯一追求的终极目标？儒家文化至少起了辅助作用。

实践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往往使我们不能按科学的根据和科学方法去分析问题、不能使用科学的手段去解决企业问题。

    因为这样一种农业文化的潜移默化，故有我们的企业家总是把“学做事先学做人”“只有学会做好人后才能做好事”的推理逻辑放到企业的管理上，把做事和做人混为一谈。其实，做人和做事这就根本是两回事，我们知道，一个好人未必能做好事，一个“坏人”也未必就不能做好事？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是汉奸，应该说汉奸做人肯定是不行的，但难道我们能否定汪精卫不能做事吗？假设汪精卫不能做事，那他绝对不会被推举到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主席这样高的位置上。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还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只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按照这样的推理逻辑，所有的人都必须成为道德君子，不能成为道德君子的人将无法成事。但我们只要稍微理性一点分析，我们将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人，也不可能要求别人成为完人之后才能做事。既然没有完人为你做事，那企业又要人来做事，结果企业家们只能是不断培养人，然后又不断地“炒人”，最后结局就是没有人能与你共事，为你做事。你说这样的文化在企业里潜移默化下来，岂不是在慢性杀人？

    现代企业讲究危机意识，而温床则是危机意识的最大敌人，要想真正破除温床危害，除了在意识上具有危机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外部，把企业放到全球市场上去竞争，潮水退去，谁是裸泳者市场为你检验；在内部，在企业的管理、制度、流程和监控环节上去防范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