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迷恋当官是个警钟

如果说，中国的富一代推动了社会财富的迅速累积，富二代的使命是完成财富质量的提升。

    目前这个决定中国财富命运的力量正在全面走入时代舞台的中心。

    2012年中国新财富500富人榜，财富总额高达31065亿元，相当于2011年GDP的6.6%。但500富人榜上的一半人士年龄在50岁以上，财富传承势在必行。

   然而，这些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孩子，改革开放下的蛋，有着张扬的个体和独立的思维，往往不甘于沿着父辈的轨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继续搏击，而试图尝试新的活法。

   媒体披露，2009年，苏州一个家族企业的第三代传人，一直以来钟爱漫画，为拒绝接班，竟砍掉了自己的四指以向家族抗议。

   上海交通大学品牌战略研究所所长余明阳教授带领的团队做的最新一次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富后代”并不是少数。就是有82%的第二代企业家，不愿意接班或者是非主动接班。

    人生本来就是选择题，不是是非题。如果说这些富二代们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勇敢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本无可厚非。

    但余明阳教授的结论却没有这么乐观：他们的理想是“当官”。

    一个生动的样本是此前发生在陕北榆林的学历造假风波。该市府谷县司法局的一场“造假”风波，主角刘利荣就是“煤二代”。

    根据此前府谷县提拔干部的公示显示，刘利荣27岁，2005年8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2009年调至府谷县司法局工作，2010年被提拔为司法局副局长。这位80后“煤二代”的“火箭式升迁”令人瞠目。5月22日，府谷县对外公布的处分中明确了刘利荣学历造假的事实。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刘利荣于2005年8月参加工作，其高中、专科文凭全系伪造。其父刘五儿是府谷知名的煤老板，资产过亿，其伯父刘彪同样是当地著名的煤老板，为当地市、县政协委员，地位煊赫。

    媒体报道说，刘利荣的同事曾对其“煤二代”还来做公务员表示疑惑，刘的回答是“有钱不也得听领导的吗？”据了解，在榆林的“煤二代”中，一部分出国，一部分去了北京、西安等城市，另一部分则在当地进入了政府、银行等“铁饭碗”行业。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择业的一个主流观念是：告别体制，下海到商业时代公平博弈，而这样的观念解放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商业时代的迅速成长发育。这个潮流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达到高潮。当时，在北京这个官员如云的地方，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如果孩子不努力读书，家长会这样威胁：再不学习，将来只能到机关当公务员。

   20年后，寒门子弟向体制强势回归——高考光环褪去，下海热潮不再，国考无以伦比。伴随着时代风向的逆转，昔日靠下海累积出自己光荣与梦想的富豪们，却发现自己的后代将青睐的目光重新投向体制之内。

    和起于民间甚至底层，靠勇气和对体制转轨的机遇准确把握能力的富一代不同，这些富二代多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不少甚至漂洋过海，拥有着更开阔的眼界和更国际化的思维，本应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带领父辈缔造的企业再造辉煌，但遗憾的是，他们却逐渐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朝中有人好经商。

    长期以来，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整体格局下，权力部门依旧掌握着足以决定企业命运的资源和审批权，上面有人甚至家有“官人”是最好的规避风险方式。尤其是2008年后，随着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政府权力有进一步扩容的趋势，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加剧，权力寻租引发的腐败频发，垄断企业逐步膨胀，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遭到严重威胁，加上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的压力，中国民企集体面临生死劫。

    即使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扶助措施，但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和民企国民待遇的缺位，要想活下去，民企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是移民，据统计，目前已有16%的中国富豪选择了移民海外；二是与权力进一步捆绑，争取自己的企业获得更大的政策扶持。富二代积极挺进官场便是获得这样经商护身符的捷径。

    当然，和必须通过国考血拼的屌丝们想比，富二代进入体制的条件要优渥得多——毕竟他们不差钱。

    我记得自己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商界普遍将一部叫《红顶商人》的历史小说奉为经商圣经。这本书的主人公胡雪岩被誉为清朝首富，其主要成功之道便是官商勾结。

   在改革开放33年后，富二代们再度红顶化的冲动令人扼腕。

   需要提醒的是，在100多年前，在官僚资本和洋买办的双重挤压下，胡雪岩的结局相当悲催——一无所有，潦倒而终。

   所幸在改革已成社会主流共识的今天，全面建立公民社会、推动法治市场已成中国主流共识，重回胡雪岩时代的国际国内环境已不复存在。

    但愿富二代的逆袭成为加速变革的一声尖利提醒。（石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