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是中国头号潜在威胁？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一古训约略可以形容中日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中国可能面临的外部敌人中，日本可谓潜在的头号威胁。

中日隔东海相望，两国关系既源远流长，又恩怨纠结，远可以追溯至中国的秦朝。唐朝前期，日本与百济结盟，首度与唐朝和新罗联军交战，并遭击败，史称“白江口之战”；战败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借鉴达到了高潮，持统天皇不仅效仿唐朝建设帝都，而且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宝律令，将大化革新的改革成果制度化，由此奠定了日本法统的基础。唐之后，中国陷入内乱，长期未能建立统一的政权，中日关系遂时断时续；从元朝末期到明朝后期，前后期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骚扰，成为严重的边患；到万历年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兵犯朝鲜，觊觎中土，中国出兵援朝，丰臣秀吉病死兵败；清朝以后，由于两国均实行锁国政策，在长达两百多年里清日之间再无任何官方接触。

从中日关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体现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刻画的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即对强者的崇拜，面对强者时，日本人温和谦让、能屈能伸，对先进的文化抱着谦虚学习的态度，而对弱者则相反，生性好斗，桀骜不驯，体现在国家关系中则是肆意侵犯，乃至兵戎相见，以向外彰显大和民族的优越。

在明治维新中崛起的日本很快就对因政治腐败引致国力孱弱的清朝产生了自大之心，并从此开启了对华长期侵略之路。经过整军备战，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清朝北洋海军，获得清朝割地赔款；1905年日俄战争中，以俄罗斯的战败告终，俄罗斯的大量在华利益转让给日本；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攫取中国大量利益；直到9.18事变、1.28事变以及7.7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在相当程度上说，日本意欲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是真实的，但其根本目的是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

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积极扶持和自身努力下，很快摆脱了困境，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很久以前就位居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位置，直到近两年被中国打破。除此之外，日本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开放的社会以及发达的科技等全方位成就，日本国民生活幸福水平较高。这些都增强了日本人的民族尊严感和荣耀感。中国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远未像唐朝时或者当今的美国那样，被日本人视为强者。相反，双方势均力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众多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都让日本人继续维持了一种强者的感觉，并希望通过种种方式与中国展开竞争，以继续维持日本相对中国的民族优越心理，并在亚洲发挥预期心理相应的作用。

日本的方式是不择手段、包括最终诉诸战争实现上述目标。历史上日本的历次对华战争都是基于此民族心理。而当前的中日关系处在十分危险的边缘，日本与中国的争夺进入白热化时期，在诸多领域形成尖锐矛盾，随时存在激化的可能。比如钓鱼岛争端，它是典型的历史产物，是日本侵华史的鲜活例证，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夕，日本即趁火打劫掠夺了钓鱼岛。钓鱼岛争端演变至今日，成了中日矛盾的常态孵化器。2012年4月27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前台领衔鼓噪开展“购买”钓鱼岛募捐活动——实际上其幕后支持者包括了现任日本政府大量官员，再次触发了钓鱼岛危机，据日本《产经新闻》5月26日报道称，目前专用账户已经收到款项9.1亿元捐款。这是继2010年9月发生中日撞船风波之后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又一严重冲突事件。

日本在东海油气田、冲之鸟、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台湾以及修改和平宪法等诸多问题上不时与中国关系发生紧张。这些问题有的是能源需求所致，比如东海油气田、冲之鸟的纠纷；有的是历史问题的遗留，比如历史教科书修改、修改和平宪法、靖国神社；有的是地缘政治问题，比如台湾岛，它在必要时被当作用来对付中国的牌，以获取地缘政治利益。

日中摩擦的冲突点呈现出继续扩大和多面、频发的趋势。日本在太平洋岛国、东南亚、非洲都与中国展开了争夺。2012年5月26日，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峰会召开，日本承诺继续对它们进行经济援助，日美乘机将自己关注的海上安全保障议题纳入会议正式议程，并向太平洋岛国表示要一起强化军事合作，阻止中国的海洋扩张战略。在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余音未散之际，日本海上自卫队三艘军舰5月28日开始对菲律宾进行访问，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宣布向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提供巡逻艇，加强这些国家的海巡能力。此迹象表明，日本有意将自身在钓鱼岛的主权诉求与南海主权争议国利益进行捆绑，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结盟，集体对抗中国。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近年来不满足于做一个经济大国，全面谋求国家和军队正常化，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迈进，特别是依托日美安保同盟，协助美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在政治大国方面，日本持续推进在联合国“入常”；在军事大国方面，日本积极推动自卫队“军队化”，并在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领域早已具备了强国实力，只要它下定决心，就可迅速武装部队，除此之外，它热心于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和美国组织的军事演习活动。

日本的这一战略动向，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在世界多极化日益明显的背景下，美国欲保持全球首要大国地位，实现对世界的有效领导，必须仰赖于其盟国机制以及强大的多边组织工具。美国重返亚太，意味着世界权力中心正在向此区域转移。在美国主导下，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美日韩联动机制为依托，同时以东盟多数国家为外围辅助，组建亚太权力核心，是美国在亚太制衡中俄，确保其头号强国的关键。而日本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欲使日本在新的角色中得心应手，促使其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是必要环节。美日在此问题上不谋而合，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具有威胁性质的因素是，中国除非像美国一样，经由一场战争击败日本，并重新树立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否则依照其民族性格，日本是不可能真正钦服中国，并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无动于衷的，势必继续复活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将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乃至文化等诸多领域，和中国展开竞争乃至较量，不排除冲突激化导致新的战争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与日本的交往。早在毛周时期，就率先开启了中日民间外交的先河，并在中美和解的大格局下，与日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1989年之前，中日关系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甚至可以说得上“友好”；此后，两国关系出现波折，虽然逐渐有所恢复，但终究由于在一系列重大、敏感问题上的冲突乃至敌对的立场，在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关系恶化到达高潮。嗣后中日关系基本呈现了“政冷经热”的景况，并依当选首相个人对华亲疏程度，使两国关系时好时坏，颠簸飘摇，在良恶之间轮回。这显示了两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就像共同利益一样强有力和全面，不时在经贸、领土、历史以及地缘政治方面产生矛盾乃至冲突，损耗了两国关系的积极因素。

中国政府一直以一种大局观看待和处理与日本的关系，就像当年大手一挥免去日本侵华战争赔款一样，在各个层次和方面的关系处理上，缺乏细密的战略思考、安排和应对。即使在两国关系出现极度困难局面的情况下，比如2005年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发生的大规模冲突事件，中国政府依然保持了消极应对的态度，采取默许民族主义者以民间施压的方式促使日本做出改变，而不是在政府间乃至军队间进行激烈的反应。又比如，针对2010年日本拘押中国船长事件，日本采取了一贯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行动策略，借由此事件凸显其对钓鱼岛的主权，并在冲突中制造悲情效应，为自卫队正常化开辟道路，收获颇丰，同时让中国吃了闷亏，而中国仅仅停留于口头抗议和警告，对日本缺乏战略上的制约力，最后只是在美国的暗中斡旋之下解开了两国关系的死结，日本政府随后作出放人的决定。

中国虽然在对日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战略及具体策略，但却改变不了这一区域关系错综复杂且具有深刻战略性质的现实。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存焉。东海以及黄海周边是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稳定的重心和核心地带，美日韩同盟奠定了其全球战略的基石，特别是在全球权力向亚洲转移背景之下。日本虽然顽强、凶悍并习于缠斗，但在本质上却只是美国的附庸和跟班，美国通过战后富于策略的征服政策，驯服了桀骜不驯的日本，使其在美国的掌控之下逐步得到发展，乃至在经济上强大到几近与美国分庭抗礼，但却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受到严格约束和限制。即使在美国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日本辅助其实现对亚太的有效领导的时候，它也只被允许进行可控的、适度的发展军事和政治力量，并置于美国的严密保护和监控之下。日本，只有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和战略棋子存在之时，才会受到美国的绝对支持和扶助，而一旦日本脱逸出此轨道，那么，它不仅将可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也必将对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及其全球战略布局构成强大的挑战。

正因如此，就像在2010年日本抓扣中国船长事件中表现的那样，美国会悄无声息地在地区局势中扮演斡旋、调停和指导角色，遏制乃至制止这一地区发生的过激行为，确保战略上的平衡与稳定。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存在不仅不是威胁，反倒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也是防止日本脱离既有轨道的必要之举。而要避免日本有朝一日再次侵犯中国，唯有建设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强大并能对世界产生示范作用以及军事上保持最低威慑能力的真正强大的国家。（文：叮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