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发生在富士康的各种事件和变化，都表现出了一个巨大的生产企业在各种压力下向服务型企业寻求转变的努力。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中，第一句就引了程子对“亲”的解释，“亲，当作新”，使人弃旧图新的意思。《大学》正是大人之学，古代统治者按照这本教科书，致力向平民推行进步与革新。

　　在今天的经济社会，这个“新民”的任务已经从掌握政权的统治者转移到了企业家这里。想当初，郭台铭先生在深圳建立富士康集团，产品供应全世界，当地政府礼遇有加，内地年轻人趋之若鹜，而如今，当地政府对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的态度已经发生微妙变化，而加薪之前普工流失率曾居高不下，在业务领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将工厂内迁到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的确是一条比较切实的出路。

　　富士康曾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使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入了城市，得到了工资，也为当地政府提供了丰厚的税收来发展城市。在这一点上，富士康没有变，但也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它现在的窘境。今天的富士康基层员工经过社会发展的洗礼，已经与30年前的农民大不相同，新一代工人不再是流水线上机器的一部分，在精神层面和人生发展上都有自己的要求。将来有一天，当中国的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内地也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了。

　　所以，只要富士康还是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代工，那么人力就是成本，但是如果能在另一种服务型产业上开辟出自己的天地，那么人力就将成为资源，经过培训的高素质员工将在终端市场开疆拓土，精耕细作，成为富士康在新的业务领域里利润的源泉。

　　在过去的2010年里，富士康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在全球最大的市场里发生的事件和变化，为我们从社会学角度观察企业发展提供了生动的范例。在跳楼事件发生后不久，高管层手忙脚乱，围绕在首富周围的一些江湖术士甚至想出了架设防护网和聘请心理咨询师的办法，前者愚蠢拙劣，后者治标不治本，而在一个个年轻人触目惊心的悲剧之后，我们更看到了社会经济发展之后血脉的喷张。

　　这种变化不但对企业家，也对社会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优秀的企业家要积极应对这种挑战，在应对这种挑战中求得发展。从这一点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性张扬都是企业的功劳，同时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提到企业社会责任，我想多说两句。

　　企业社会责任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企业不仅要谋求最大利润，同时也要为社会发展做贡献。迫使员工拼命加班，这是谋求最大利润，而培训优秀的员工，使他们将来离开公司之后能够成为小老板，这是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也就是发挥了企业社会责任。很多企业家将社会责任理解为环保和慈善，这有失偏狭。环境保护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由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来约束，而在当代中国的慈善，来历不明的金钱向缺乏监督的组织流动则往往更加可疑。

　　富士康也将自己的万马奔腾项目涂上公益色彩，而一贯喜欢关紧门窗的富士康在一年之后突然高调宣传自己尚处于实验室中的项目，也难逃危机公关的质疑。说句心里话，如果真的是郭先生本人在为万马奔腾项目的涂抹公益色彩的话，那么他以后的举动就可能离真理越来越远，万马奔腾项目将来的发展前景也就令人感到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