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主编 孙全胜

　　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正在上映，把一座山放到了中国人的心口上，沉且痛。

　　《圣经》说，迦南(古地名，今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是“流着奶与蜜的地方”。

　　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如果上帝断定迦南“流着奶与蜜”，那么中国中原地区流着的就是牛初乳、羊初乳和蜂王浆，该中国人发笑。

　　但是，换一个角度，中国人又笑不出来，比如到电影院看《一九四二》，或者查阅1942年河南大饥荒资料。

　　虽说从隋唐开始，特别是宋代，江南的农业生产力、商业活力彻底释放出来，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河南始终是中国最大的粮仓之一，至今占到中国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一，占到小麦产量的三分之一。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河南一方面是一个大粮仓，一方面又在中国人的普遍认知里贫穷、落后、愚昧。冯玉祥曾比较北方与四川：北方一个县城只有一家肉铺，而四川一个县城有七八家肉铺。他得出的结论是：北方穷，四川富。

　　但有一个数字冯玉祥不了解，从清朝立国到清室逊位，四川每年上缴国库税银60万两，河南则要上缴税银290万两，而且河南的徭役更是数倍于四川。

　　富饶的土地也可以民不聊生，盖因孔子所说的“苛政猛于虎”。

　　从已知的资料看，1942年河南大饥荒，直接原因就是国民政府1938年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黄河水奔涌而下，河南、安徽和江苏的44个县受灾，89万人死亡，1200万人逃亡。

　　有人认为，为了抵御日军，炸开花园口是战略防御的必要措施。但也有人对此质疑，淹死了近百万中国人，并没有阻止日军攻打武汉的步伐。

　　专家、学者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作为当事者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是什么态度呢?首先，蒋介石、国民政府声称是日本军队炸开了花园口大堤;其次，拂去尘土，当历史真相浮出水面，蒋介石到死也不承认是他下命令炸开花园口大堤。

　　蒋介石的态度耐人回味，无形之中，也把为其辩护者置于或多或少的尴尬境地。

　　1938年黄河水肆虐中原，造成的生态灾难和影响极其深远。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足球尚未职业化运作，河南足球队到武汉比赛，足球场里武汉球迷为河南足球队喝倒彩：“河南叫化子，滚回去!”而上海人，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歧视当年逃难而来的苏北人，所谓的“上只角”与“下只角”之分也。

　　《青琐高议》是一部宋代志怪、传奇小说集，除了创作，作者刘斧还抄录了一部分前人著作。刘斧抄录说，隋炀帝为了炫耀国力强大，塑造国家品牌形象，下令用五彩丝绢，把冬天西安城里所有的树木都点缀起来，叶绿花红。不承想西域商人竟嘲笑说：中土果然富庶，只是人不穿绫罗绸缎，让树穿。

　　谁都想让自己有个好形象，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有个好形象。可是，放到特定的历史时空里，忽然让人感觉菲利普·科特勒等大师们的城市营销理论、体系苍白而无力。

　　漫长历史形成的认知，哪里是短期内的城市营销、地域营销所能改变的。

　　生命，寂然而来，杳然而去，来于尘土，归于尘土。而自我尊重、相互尊重产生于意念和信念，没有尊重，生命的意义何在?《一九四二》，重温的不仅仅是苦难，而是对人性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