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8月05日
评论数(0)民创集团自5月中旬正式停兑以来,各地维权事件愈演愈烈,原定于7月20日开始正常兑付的通告因实际控制人胡嘉敏被公安机关控制终成泡影。由武汉市金融局早年颁发了红头文件许可的产品担保方“武汉海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人去楼空,海汇通主要负责人丘伟失联。网传的资金实际挪用人周治出境失联。在此事件中,民创集团股东股权转让事项还涉及公章造假一事,对此,兴民智通大股东四川盛邦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资金募集方和实控方股东都涉及到”首建阳光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简称”首建阳光“),首建阳光大股东为”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该公司由首金商(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和近8家银行的对外投资公司组成。民创集团存续未兑付资金高达70亿元以上,该笔资金去了何处,到底谁该为众多投资人的损失买单?
一、民创产品牵扯多家地方金交所,票据交易金融机构海汇通深陷其中:
通过民创大事记相关资料整理发现,民创在2016年前还处于草创阶段,2016年时,伴随多位平安保险、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的高管加入后,民创的业务规模迎来了飞速发展。大致估算,民创2017年至今的累计募资规模在200亿左右(部分为滚动资金),资管产品的年化预期收益率大致在10%左右,再加上公司运营成本,尤其是近几年民创购买了不少金融牌照和上市公司股权,费用支出巨大,不过之前据民创高管透露,大规模票据高频交易模式利润可观,民创近几年盈利颇丰。
以通过“深圳亚太租赁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称“亚租所”)发行的“武舟顺达一期尊享”产品为例,其募资规模不超过6000万元,挂牌方即融资方为“武汉武舟顺达成套设备有限公司”,销售方为大同创展金服,担保方为武汉海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据工商信息显示,大同创展金服和武汉海汇通均为民创集团的关联方。另外据内部员工叙述,武汉海汇通虽然是担保方,但确是最终的资金操控使用方,并提供了海汇通和部分融资方同股东的证据,都是首建阳光作为控股股东。武汉海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由武汉市金融局早年颁发了票据经营许可批文,指定由武汉市江汉区金融办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在逾期事件爆发后,工商信息即刻变更了法人及执行董事,由原先的黄齐鹏变更为李雷。黄齐鹏原为复地集团武汉分公司董事长,后为武汉民投金融董事会主席,2020年5月22日前为武汉海汇通法人及执行董事,这次变更是否和逾期事件有关联,还需公安机关调查后才能知晓。
上述产品基本都宣称募资会投入到银行票据业务中,地方金交所承担认购资金账户的监督工作。但在兑付逾期后,不少投资人质疑武汉海汇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空壳公司将资金挪用,因此也将维权矛头对准了金交所和担保方海汇通,这种说法也和内部员工的叙述一致。 据工商信息显示,亚租所的前两大股东为深圳广金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广金所”)、山高(深圳)投资有限公司,二者来头都不小,牵扯的金交所还包括有中国融资租赁参股30%的“贵州场外”、银川产权交易中心等地方金融交易所。
二、到底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另有隐情:
根据登录民创集团官网查询得知,民创集团自业务升级开始,一直立志要做全牌照类公司,前文也提过近几年民创购买了不少金融牌照,这里面包括上海久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上海巴索投资等两家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久富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久富财富持有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牌照;武汉普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是成都创展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后者的重要资产是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泰金石也持有一张基金销售牌照;武汉麦斯贝格有限公司则通过子公司腾晟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持有一张银保监会颁发的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可开展互联网保险销售业务。自此统计,民创集团旗下至少包含四块金融牌照。同时,民创旗下还拥有多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关批复,其产品的承销资质确实足够强大,也正是因为各类金融牌照,广大客户员工才会陷入其中。其产品备案平台包含天金所、深圳亚租所、广金所、银川金交中心、贵州场外机构间、贵阳金交中心等,私募产品管理人为首建阳光。
据数位内部员工透露,公司一直要求大家合规经营,并大力发展培训,培训部还成立了“沿江商学院”,更多员工表示都先后参加了武汉海汇通组织的票据专员培训,学习海汇通票据交易模式。因为交易模式流动资金巨大,近年更是对全国投资人和客户设立了每周五的财务公开日,邀请各地投资人和员工赴海汇通财务室查看网银和公司票据系统。客户汪先生表示,2019年10月份他参加了财务公开日,亲眼看到海汇通财务展示的多家公司网银账户现金加票据共计103亿。2019年8月份,“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关于深圳民创大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发行票据收益权转让类产品》有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里明确提到了民创代销的产品从发行方到发行渠道再到销售环节的合法合规性。
据投资人杨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在疫情期间,武汉海汇通负责人丘伟向全国投资者和员工表示,海汇通的票据业务在武汉当地受到了很大影响,但在别的地区影响较小。在看似如此透明的投资制度下,是如何出现突发性兑付逾期的,民创的官方解释是疫情原因。
三、事情发展扑朔迷离,或是精心策划的一起巨额诈骗:
今年疫情期间,民创出现了逾期兑付情况,此情况一直延续至4月20日复工日,随后恢复了正常兑付,直至五月中上旬开始出现兑付困难并最终停兑。据内部员工透露,停兑后部分员工赴武汉面见集团实际控制人胡嘉敏,胡嘉敏坦诚表示,疫情期间大部分资金已被挪用于市值管理,并展示了60亿的转账凭证和与珠海南山领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资本定制服务协议,同时承诺7月份大部分资金就会回款,7月20日就能恢复正常兑付,有趣的是随着事件曝光,珠海南山完全否认该合作,称此事子虚乌有。
胡嘉敏在之后也迫于压力明确表示资金被周治挪用,目前具体去向不明。并于7月初制定了《资产转让抵偿协议》,该协议提及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四川盛邦”)的资产将抵偿给签署协议的投资人。对于该协议众多投资者认为是一种债务转移协议,所以拒绝签署,据公司的一位事业部总透露,7月上旬胡嘉敏在武汉组织了各地事业部总的会议,要求大家尽快签署协议,对于此要求众多员工管理层质疑连连,胡嘉敏坚定表示,签署此协议,实为绑定周治,并最终通过绑定周治追回被挪用的资金。此事最后在全国各地员工和投资人的抵制下不了了之。
四、周治是谁:
兴民智通的大股东为四川盛邦。工商信息显示,四川盛邦的6大股东均为武汉籍企业,公司执行董事为周治,他还曾是兴民智通的董事、实控人。周治自2018年以来曾两次出席民创集团举办的论坛,并以民创集团副董事长,上市公司兴民智通大股东的身份上台发表讲话。网上也爆出了众多周治和胡嘉敏的合照及关系密切的传闻。总之,周治与民创集团互动频繁。
在7月21日回复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中,兴民智通方面坦言,周治一直没有回复大股东四川盛邦对其的问询。而投资人之间则流传着如下信息:周治已在6月初出境去了柬埔寨,一直未回国。换言之,周治可能已经“失联”。
五、多家公司发出申明,撇清关系,事件真相迷雾重重:
自5月以来,民创以及关联公司频繁变更法人、股东和办公地址等信息,民创和兴民智通的关系也随之明朗化。据工商信息显示,民创集团的原股东为深圳市民投金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藏三利投资有限公司,但7月6日,两家股东却把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四川盛邦。为何会有此次变更?结合前文报道,这可能跟新抵偿方案有关。
蹊跷的是,针对此次变更在7月15给交易所的回复公告中,上市公司表示“(四川盛邦)近日通过网络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关注到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成为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民投金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单一股东,对于此次工商信息的变更情况,四川盛邦对此完全不知情”。四川盛邦还把工商档案提交司法鉴定,“如果存在伪章情况将即刻报案”。据广东合众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四川盛邦申请对《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深圳民投金服、四川盛邦、西藏三利的相关印章印文做了鉴定,结果显示:前述送检材料中,四川盛邦有关印章印文中的“川”、“邦”等多个字样与原始印章不一致,“差异特征反映出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特点”。基于此,四川盛邦认为,民创集团“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2020年7月6日变更登记”。并于7月20日向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报案,南山监管局决定立案
另外在7月23日,科创板中微公司突然发布公告称,8家私募基金类型的股东计划通过询价方式转让其持股、其询价下限较市价有约10%的折价,其中就包括嘉兴橙色海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持有中微公司的股票市值约13亿元。据工商信息得知,嘉兴橙色海岸(有限合伙)的股东之一是上海创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之一就是魏翔(也是兴民智通的新实控人),但市面上一份重庆信托“渝信汇盈6号”信托计划的推介材料显示,嘉兴橙色海岸(有限合伙)的真正股东是周治。
六、上千员工和客户赴武汉维权,武汉江岸区经侦队正介入调查:
网上流传了一份录音显示有民创投资人和员工集体向深圳南山区经侦大队举报。一位负责接警的胡先生表示,民创一直在代销私募基金或金交所产品,按照深圳当地的文件规定,如基金资金被挪用、或涉嫌自融,则先由管理人属地的证监局行政核查,公安再决定是否立案。这段录音还证明,民创集团董事长胡嘉敏已被深圳公安所约谈,并提交企业经营期间的相关材料。同时武汉当地和全国各地的员工维权越演越热,各地员工情绪激动,要求武汉当地公安机关侦察,据维权代表所述,7月中下旬胡嘉敏被武汉市江岸区经侦队控制。目前据7月21日武汉当地一位维权代表蔡先生的表述,武汉市江岸区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已成立专案组,并以诈骗罪立案,目前正在侦察。2020年7月28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就此事发布了蓝底公告,公告表明2020年7月9日对“民创集团”涉嫌犯罪案件立案侦察。事情真相和真实资金去向还需持续关注武汉相关部门的最终调查结果。
(此文章部分内容摘自红周刊)